《市场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的经济、金融和农村金融》读书笔记(3800字)

发表于:2016.4.18来自:www.ttfanwen.com字数:3800 手机看范文

《市场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的经济、金融和农村金融》读书笔记

一、核心论点和论据分析

周立在《市场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的经济、金融和农村金融》一书中提出了两个明确的观点:

1、中国经济的特色,是政府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加官场经济

众所周知,自由市场经济,意味着市场发挥着配置资源的主导性作用,或者如政策文件所表达的,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在实际上,在配置资源上,是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而非市场,在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体现了许多的“悖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双轨运行。

在论述中,周立利用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得出中国政府一个基本做法就是逐步地、有条件地、分地域地、分要素类型地放开要素市场,从而使得资源不断地资本化。周立认为,发展的本质,总结为资源资本化,而改革的本质,则是熨平资源资本化带来的社会震荡,因此,改革的过程,就是处理资源资本化累积的矛盾的过程。周立提出,要实现资源的资本化,首先要把生产要素市场化,之后才有可能在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双轨运行中,将资源转化为资本,从而带来经典定义上的发展。

由于中国的生产要素,基本上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是最主要的三大生产要素,其次,还有技术、管理、知识创新等其他生产要素。这些要素,我们不妨放在资源资本化的更大的思考框架下加以考虑。对于资源,人们常常做狭义的理解,指的只是自然资源,即一切能为人类提供生存、享受、发展的自然物质与自然条件,以及这些物质与条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工环境。它是一种作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源本”物质要素和物质力量,但这只是一个物质领域的概念。周立在20xx年的一篇《穷人恒穷的逻辑》中,将资源扩充到人力、社会、土地、金融、自然五大资源,并论述了资源资本化过程中的贫困自增强逻辑。

随后,周立分别从几个要素领域,分别论述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要素经济呈现出的

几大特点:

土地要素:城市用地几乎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农村用地,政府也可以以公共用途(基本上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用途)的名义征用,收归政府掌握。这使得许多地方的财政,实际上只是土地财政 。因为土地出让和经营收入,占据了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甚至最大部分。

资本要素:资本市场的开放,资金价格的管制,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下。我们知道,资金主要有三个价格,一个是对内价格,就是利率。在中国,主要以银行存款利率、银行同业间拆借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的形式体现。一个是对外价格,就是汇率,在中国,主要以外汇券的实行与放开(19xx年之前),本外币的自由兑换和市场浮动管制的形式体现。第三个是股票价格,代表股权的市场价值。在中国,主要以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指数形式体现。

劳动要素:农民工,才逐渐地由限制流动,到政府引导下的有序流动,到至今的市场需求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的流动。“打工经济”在诸多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中成为口号,是地方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起组织作用的重要标志。

资本要素:虽然这些年政府在不断地推动要素市场化,但不能忘记的是,要素的掌控权仍在政府手中。只是有一部分要素,在一些地方放开了。就资本而言,市场化的推进,使得资金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放开,中国的货币化程度(通常以M2/GDP来衡量),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了。但在关键的时刻,政府对资金市场还是有很大的干预权利。正如中国股市常有“政策市”的说法一样,中国的银行放贷市场,更加具有政策干预的性质。比如说,20xx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推出的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计划,主要靠银行提供资金落实。中国各大金融高管的任职资格,都由党和政府审定,公开文件可见《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金融高管的职务晋升,都在金融当局和政府的管理之下。在集中式体制下,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特别强。这是中国与其他大部分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的资金市场是半市场半计划的经济。日常行为中,我们看到资金更具有市场经济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越来越明显。到了关键的时刻,还是要受政府控制。中国金融业的一个

特征是中国特色的行政性的金融控制。中国市场经济的时时处处,都有政府的影子。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加官场经济。任何一个市场行为的背后,都有官场的作为;任何一个官场作为的背后,都有相应的经济目的。

2、资本与劳动是天生的一对矛盾

从经济系统上讲,二者是共生关系;但从利益上讲,二者是对立。周立认为,指望商业资本解决劳动者面临的问题,马克思不会答应,基本的经济规律也不会答应。有些人曾形象地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把部门势力、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赶入农村,是把狼赶入羊群,推动的这种所谓合作,是狼加羊的合作。让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扩大对农村的商业和金融服务,可能会暂时改善农村物流不畅的局面,使资金瓶颈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资本和劳动在利益上的本质差异,会使得这种努力类同于饮鸩止渴,问题只不过是向后推延,而程度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周立提出,温铁军曾认为只要是资本,就会追求短期流动性获利,明显地,农业具有长周期、缺乏流动性的特性,再加上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不可抗力等因素,使得金融资本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融资问题。

以上论述还主要归因于资金离农与机构离农的必然性。在论述中,周立强调,若考虑农村的放贷成本和农业风险的特质性,我们会发现,金融的特性,不会是爱农,只会是离农的。毕竟,农业和其他产业不一样,农业是惟一一个人与自然相交换的部门,人不能单独决定农业生产周期的长短、利润的多寡、产量的高低,这主要由自然条件决定。有些人会犯下一些常识性错误。比如,认为粮食安全与耕地面积关系不大。

在当前,剥离了农业的多种功能,仅仅将其视为第一产业,同第二、第三产业去竞争利润率,竞争资金、人才、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本质上是极不公平的,结果必然是农业的落败和人类生存必需品危机的爆发。仅就自然风险而言,二三产业就有极大优势。比如,第二产业是人与原材料相交换的过程,原材料的供应大体上是可控的,生产周期和工艺流程,都是可以人为设计和变动的。至少,外边刮风下雨,甚至下冰雹,对这个产业影响不大。作为服务业的第三产业,则几乎完全不受自然风险的影响。由对金融性质的分析可见,金融和农

业的性质是不一致的。在金融市场化进程中,已经商业化了的国有金融机构,连同本来就商业化了的其他金融机构一样,上演着一幕幕的“机构离农”(纷纷在农村撤销营业网点)和“资金离农”(只将农村作为存款动员对象,而非贷款投放对象)的戏剧,加剧农村问题的危机程度,以致“三农”问题在新世纪无可奈何地成为了“重中之重”。

农业具有天然的弱势性和弱质性,而金融业,出于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三性”考虑,只会贴近强者,进行“强强联合”,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不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不仅如此,金融业还要把资金资源从农民这些不太会用的人、农村这些难以产生流动性利润的地区,以及相对穷乏偏远的地区,转移到会用的人、会用的工商业、会用的地区手里,做着抽贫济富的事情。从效率的角度讲,这的确增进社会效率。但从公平的角度审视,却在加剧不平衡性。我们能看到流动性的严重过剩和流动性的严重不足同时并存。

二、与作者不同之处

作者认为,金融与农村存在不可调和之处,资本趋利的本性决定了农村金融发展不会由金融机构促进。然而,笔者分析,“农村金融”的本质蕴藏于农村金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也从未停止,当前针对农村金融的研究和认识,最终没有能跳出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金融背景下,基于传统货币银行理论形成的,以“农业”为对象,以信贷为特征,以人为认定身份、依靠行政手段赋予职能为标准,以地理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机构为载体的机构范式。从而直接导致了“既有文献,对于农村金融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问题的分析,大多着眼于农村金融机构视角”,认为“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足”,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必须在现有机构框架下,赋予其功能,进而通过其行为绩效判断其功能实现的效应,即遵循机构--功能--行为绩效的分析范式。

但是,农村金融交易的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只是农村金融的外在特征。农村金融机构是专业化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其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分工合乎逻辑的结果,而社会分工的演进又以市场范围的扩展为依据,农村金融机构作为依靠专门化知识、能力和信誉,提供中介服

务“专家”型组织,只有在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随市场扩大,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变为现实。换句话说,只要真正具备农村金融交易的条件,并且这些条件能确保农村金融交易达到一定的规模,市场自然便会诱导出相应的农村金融机构。

相反,如果忽视农村金融交易的条件,人为地向农村经济系统强行输入某种新的农村金融机构,不仅不会带来农村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反而可能使这种农村金融机构陷入运转困境。由此可见,农村金融组织规模是农村经济活动规模的函数,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交易的专业化供给主体,其本身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必然与农村金融发展相对应,也就是说,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价值在于其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而不在于其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现代化程度的高低,以及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的先进与落后。




第二篇: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金融自由化 16200字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1

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金融自由化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0871,shuguang@)

内容提要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的独特景观与中国渐进式经济转轨模式的选择密切相关。从制度主义分析出发,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滞后性的内在逻辑根源,在此基础上,本文详细回顾了中国金融改革20年的总体进程和基本特征,描述了中国金融自由化在产权结构和市场竞争两方面的历史进展。但本文同时也着重指出,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滞后性固然为维持体制内产出提供有力支撑,但这种滞后性所导致的金融发展程度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金融稳定性降低等代价,是更值得关注的基本经济事实。本文最后对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未来走势作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

中国经济转轨 金融自由化 产权结构 市场竞争

一、中国金融自由化:产权结构和市场竞争

中国迄今为止的20年经济转轨过程因为其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特殊性和世人瞩目的经济绩效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关于中国渐进式经济制度变迁与其他大部分转轨国家的激进式制度变迁的优劣利弊的考察,成为转轨经济学中争议最多的领域。但是学界和国际金融组织获得共识的观点之一是,中国的渐进式经济转轨依赖于稳定的金融体系的支撑,换言之,中国在金融领域改革的滞后使得金融体制基本维持了原有的制度特征,国家对于金融体系的“强金融控制”弥补了国家财政能力弱化的趋势,给其他公共部门的改革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和巨大的成本补偿1。“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假说”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部门与其他部门制度变迁不平衡的内在根源,但是尚未说明支撑这种不平衡性改革的背后1 参见:王曙光:《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页231-254。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2 力量,实际上,中国之所以能够选择这种渐进式的不平衡的经济改革路径,其背后的支撑力量来自于强大的国家控制力。张杰(1997)从国家控制能力的角度弥补了世界银行(1997)的观点,即中国的渐进改革确实得益于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定和高额国民储蓄,但是金融体系稳定性与高额国民储蓄并不构成中国渐进转轨的充分条件,国家控制能力才是问题的核心。在中国整个经济转轨过程中,国家利用财政力量和财政渠道来配置资源的“财政投融资”行为不断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强大控制使得国家能力得以维持,从而能够积聚和动员巨额国民储蓄并将这些储蓄用于支持体制内产出和整个公共部门改革2。同时,世界银行(1997)正确地指出了强大的国家控制能力和政府信誉对刺激和动员国民储蓄的巨大作用,国家信誉是中国居民敢于在国有部门绩效欠佳的情况下持有国有银行存单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当然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国家对金融体系的严格控制使得居民剩余资金的投资组合选择非常有限),国家通过对国有银行的隐含的担保提供了可靠的国家信誉,消除了居民持有储蓄存单的风险顾虑。钱颖一(1995)指出,假如不存在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强大控制能力,则在分权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地方力量和拥有自身私人收益的国有银行便会依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模式而行事利用逐步获取的信贷配置权利把信贷资金配置到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非国有部门就会比国有部门在获取信贷资金上更具有比较优势,从而难以保证对国有部门的金融资源供给,导致体制内产出的下降,从而难以维持渐进式的改革模式3。因此,中国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表现出的金融部门改革与其他公共部门改革的明显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所揭示的“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假说”,金融部门的稳定性和高额国民储蓄是支撑中国渐进式转轨的基本力量,然而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却是国家控制力和国家信誉。在以后的讨论中我们将说明,这种强大的国家控制能力在中国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产生了巨大消极后果,阻碍了中国金融部门的改革,而国家信誉在金融开放的前提下并非抵御金融风险的最终保障。

中国的金融体系在经济转轨之前是一种典型的适应于计划经济资源配置模2 参见:张杰:《渐进改革中的金融支持》,《经济研究》19xx年第10期,页51-56;张杰:《中国的货币化进程、金融控制与改革困境》,《经济学家》,19xx年第8期。另参见:张杰:《中国金融成长的经济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xx年版;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xx年版;张杰:《中国国有金融制度变迁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19xx年版。

3 钱颖一:《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结构改革》,《经济研究》,19xx年第1期。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3 式的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在产权结构上是以单一国有产权为基本特征,在竞争结构上则是以国有银行的完全垄断为基本特征。在经济转轨前的传统体制下,国家财政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中国人民银行既执行着国家中央银行的职能,又作为商业银行发挥作用,银行部门实际上是国家按照经济发展计划配置资源的工具而难以执行独立的商业银行职能。19xx年前,中国人民银行控制着国家总金融资产的93%,控制着整个经济中绝大部分的金融交易4。中国人民银行从来不是独立的中央银行和独立的商业银行,其货币发行、货币政策、资金配置等完全根据国家计划来进行,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是在财政部控制下的执行政府计划指令的代理机构。这个单一国有产权的、完全垄断性的国有银行体系在动员国民储蓄和促进资金形成中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因为储蓄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存款和国有企业5;同时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受到极大限制,因为大部分的投资是由政府的财政预算拨款的形式来进行,而不是通过银行体系来进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行体系在资源配置中只是起到“出纳员”的作用。除了垄断性的国有银行体系之外,在整个经济中不存在其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银行存款是唯一的金融资产,金融市场的完全缺失和金融机构的极度单一化,使得传统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支撑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转换上的功能难以发挥,金融发展程度受到极大限制。

19xx年至今的金融部门改革可以分为四个阶段6:(一)早期改革(1978-84):银行体系的结构变化。中国早期改革着重于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家庭责任制”,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和实际部门改革,金融部门改革仅限于垄断性银行体系的结构变化。19xx年,中国人民银行从财政部脱离出来而成为正式的中央银行,开始向独立的中央银行的行为模式转变。同时国家开始建立专业性的商业银行,试图以此改变以往中国人民银行的单一垄断局面,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 BOC)、中国人民建设银行(People’s Construction Bank of China,PCBC)、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e Bank of China,ABC)三大国有专业银行在此期间4

5 Gang Yi :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pp.19. 根据易纲(1996)提供的数据,在改革初期的19xx年,银行存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36%,其中居民存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而企事业存款和财政存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到19xx年,这个比例发生了巨大变化,银行存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94%,其中居民存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1%,而企事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说明银行的储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国家的投资体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参见:易纲:《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经济研究》,19xx年第12期。 6 Daochi Tong : “The Heart of Economic Reform: China’s Banking Reform and State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RAND Graduate School dissertation series, 1999,pp.14-22.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4 建立。三大专业银行的建立虽然在表面上似乎改变了原有的中国人民银行完全垄断的局面,但是专业银行之间严格的业务领域分割和职能专业分工使得银行体系的市场竞争结构仍旧处于高度垄断的状态,竞争性的银行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这个时期非银行金融机构(non-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NBFI)开始获得初步发展:在中国农业银行的监管下,农村信用合作网络(network of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开始为农村居民和乡镇企业(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提供小规模银行信贷服务;同时另一种形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公司”(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s, TICs),19xx年建立了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 CITIC),成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国际债券借款的主要渠道。在这个时期,中国储蓄和投资的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成为急速上升的银行储蓄的主体,银行贷款也代替政府预算拨款(state budget appropriations)成为投资的主要来源,这导致向国有企业提供的资金的构成发生变化,即由19xx年预算拨款占全部资金的70%转变为19xx年国有银行贷款占全部资金的80%7,这表明中国的投资体制已经由“国家财政拨款主导型投资体制”向“国有银行主导型投资体制”转变。尽管初期改革确实使银行体系发生了某些结构性变化,但是体制性的改革尚未展开,中国人民银行仍旧行使着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继续向国有企业提供直接贷款;专业银行仍旧在国家信贷计划的基础上负责向国有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在贷款时不考察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还能力;银行对企业几乎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监管,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仍旧是传统的计划资金配给关系。(二)金融改革的推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1984-88)。这个阶段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质性开端。19xx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为国家的中央银行,其商业银行的职能完全剥离出去,由新成立的第四个专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ICBC)执行对工商企业的融资和投资服务,自此,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实现了由垄断银行体系(monobank system)向双层银行体系(two-tier banking system)的变迁,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职能彻底区别开来。与此同时,投资渠道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有企业7 Hassanali Mehran, Bernard Laurens and Marc Quintyn: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and Money Market Development: Selected Countries Experiences, Washington D.C.: The IMF, 1996, pp.11.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5 (state-owned enterprises,SOEs)来自预算拨款的资金大为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政府对储蓄和投资的控制能力有所降低。在金融机构的建设方面,1200个城市信用社(urban credit cooperatives)相继成立,从事对城市私人和集体所有企业的融资服务;同时一些非政府所有的商业银行,如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 BOCOM )和中信实业银行(CITIC Industrial Bank)也开始建立,初步形成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竞争的局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也开始加剧,专业分割和区域限制的局面被打破,各个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领域交叉带来更多的市场竞争。在这个时期,银行部门也允许外国机构的进入,一些外国银行被允许在中国的专有经济区(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设立分支机构。这个时期的重要金融创新之一是非银行金融机构(NBFI)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信托投资公司(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s,TICs)的大量出现,19xx年以来各个专业国有商业银行建立了成百上千个信托投资公司,这些信托投资公司大量参与商业银行业务,吸收居民存款,并为地方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信托投资公司的大量出现,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领域内的竞争,对提高金融部门效率、强化金融体系的竞争机制起到积极作用。总之,在这个时期,实现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彻底分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业务领域和地域限制的取消、非政府商业银行的出现、外资银行的进入、以及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迅猛发展,初步奠定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多元竞争格局,是中国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三)金融稳定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1988-1991)。由于传统体制性弊端尚未革除,加之金融机构数量的快速增长和融资行为的扭曲,中国金融部门在1988-19xx年间着重于推行稳定化措施和控制通货膨胀,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暂时放慢,政府重新加强对经济和金融的控制力度,国家主导型信贷又重新有所恢复。政府对通货膨胀主要来源地之一的非银行金融部门加强了监管和重组,使得信托投资公司的数量大为降低。但是在这个时期,金融市场开始得到初步发展,上海股票交易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1990)和深圳股票交易(Shenzhen Stock Exchange,1991)所相继建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初步形成。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中国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中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意味着中国在以银行为投资和融资主体的金融体系内又加大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中国居民的投资组合由单一化逐步走向多元化,这对中国金融制度的变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6 迁和居民金融投资意识的提高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化阶段(19xx年-现在)。19xx年之后中国经济改革和金融市场化改革又进入快速进展阶段,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金融部门进一步扩张,市场化金融体系的法律框架初步形成。这个时期的金融市场化改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建立政策性银行,将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分开。19xx年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发展银行(State Development Bank)、农业发展银行(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nk)和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旨在排除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的障碍。二是对银行部门放松管制,降低进入壁垒,建立一批非政府的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商业银行机构,其中包括建立私人银行和储蓄银行,同时更多的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被允许进入中国市场,有些还被允许从事国内业务。三是建立市场为基础的法律框架,有关金融机构运作的一些重要法律得以实施。19xx年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确定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中央银行的职能和法律地位,央行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利,其基本功能是维持货币稳定性和金融体系稳定性。《商业银行法》也在同年通过,试图将国有商业银行转变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四是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工具的更广泛使用。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所规模迅速扩大,政府债券的二级市场进一步发展,银行间货币市场也初具规模;中央银行更多地使用利率调整政策和准备金要求来进行金融体系流动性管理,针对特殊产业和部门的优惠贷款利率陆续取消。

经过20多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的金融部门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金融部门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中国金融部门结构,参见图表1),产权多元化的趋势也随着股份制银行和私人银行的出现而初露端倪。从银行业来讲,无论从市场指标、市场集中率还是进入壁垒来衡量,都已经从国有银行高度垄断的市场结构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转变,形成多元主体共同竞争的市场结构。从金融市场来讲,尽管中国金融市场在市场规范性方面还存在着若干缺陷,但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初步发展确实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极大改变了居民的投资组合选择并增强居民投资意识和市场意识,这种“知识增进”对于转轨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金融部门市场化进程包含着两个重要的目标变量,即金融部门的市场竞争结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7 构和金融体系产权结构的变迁,前者的目标是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后者的目标则是通过产权多元化而改善金融部门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引进有效率的产权安排来解决国有银行单一产权所带来的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消除金融体系中存在的大量“制度性金融风险”。但是20年的制度变迁让我们看到,金融部门在市场竞争结构和产权结构方面的进展都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在市场竞争结构方面,尽管竞争性市场体系初步建立,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仍旧占据着垄断性的地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相比,在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存款总额、贷款总额等市场份额指标方面,均占绝地的垄断性地位,其比重均在85%以上(参见图表2),尽管股份制银行在利润指标方面远远优于国有商业银行,但仍旧难以同国有商业银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关系。在市场准入方面,国家对建立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设立较高的准入门槛,现存股份制银行设置分支机构的行为受到严格限制,其业务领域范围也受到某种程度的政策歧视。与市场竞争结构方面的进展相比,中国金融改革在产权结构上的进展更是微乎其微,真正非政府所有的私人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几乎付诸阙如,由于金融部门中产权结构的单一化,使得国家依旧保持着对于金融体系的强大的控制权,由此产生的金融机构在企业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方面的缺陷是导致大量不良贷款的真正制度根源之一。

二、中国渐进式制度变迁和金融自由化模式的收益成本与未来趋势

中国的经济转轨是以国家为制度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同时又是一种边际性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强制性和渐进性是中国经济转轨的主要特征。当国家作为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主体时,其首要的制度变迁目标变量是社会与政权稳定性,因此国家必然最大限度地控制整个经济转轨的速度和规模,采用渐进的增量改革的方式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的方式来推进制度变迁。这就必然导致国家最大限度地维持“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避免整个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体制内产出”的巨大波动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和组织崩溃。而“体制内产出”的主要承担者是国有企业,所以要保证渐进式制度变迁的顺利推进,支撑“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国家就必然对国有企业实行制度与战略上的倾斜,为国有企业改革提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8 供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补贴,以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所花费的巨额成本。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储蓄结构和投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通过政府财政渠道)在改革前是投资主体和储蓄主体,但是在改革之后,城乡居民成为中国的储蓄主体,居民的储蓄存款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年间始终处于强劲的上升趋势(参见图表4,中国居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趋势,1978-1999),而与此同时,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却基本上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参见图表3,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趋势,1978-1999)。在“拨改贷”后国有银行逐渐代替国家(政府财政)而成为投资主体,这样,整个经济的储蓄主体和投资主体就出现了分离,这种分离形成对于国家继续支持国有企业和维持“体制内产出”的潜在威胁。在经济中的储蓄主体和投资主体分离的情况下,为继续补偿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成本,维持“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唯一合乎逻辑的解决途径是国家对作为投资主体的国有银行进行强有力的控制,使得国有银行成为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成本和维持体制内产出的唯一主体,也就是我们曾经提出的“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假说”。在这个逻辑的支配下,国家必然对国有银行部门的改革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最大限度地维持整个银行体系的市场结构上的垄断性和产权结构上的单一性,使单一国有产权的国有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垄断性的优势地位。这就是中国银行部门改革滞后于整个经济转轨进程的全部内在逻辑。

在整个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部门改革的滞后成为中国渐进式制度变迁的合乎逻辑的代价,它在维持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从而避免大规模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金融部门(银行部门)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长期处于扭曲的状态。在“市场结构(structure)—企业行为(conduct)—经济绩效(performance)”分析框架中,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而企业行为又决定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而市场结构包含市场份额、市场集中率和市场进入壁垒三个主要变量。以这三个变量来衡量中国的银行体系,则中国的银行体系尚处于严重的不发达状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率指标都处于较高水平,国家对银行体系设置的市场进入壁垒又极大地限制了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发育8。银行部门8 于良春、鞠源:《垄断与竞争: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经济研究》,19xx年第8期。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9 改革的滞后还阻碍了银行体系本身效率的提高,市场结构的垄断性和产权结构的单一性使得银行部门缺少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资产质量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内在激励,政府一直将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有企业的资金提供者和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中介,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着大量政策性贷款和社会稳定职能9,而国有企业资金运用效率低下和内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缺失是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内在根源10。从图表5提供的各银行资产利润率和收入利润率数值来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非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相差悬殊,19xx年十大非国有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是1.82%,而同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利润率只有0.12%,前者是后者的15倍以上,同时前者19xx年的平均收入利润率也是后者的15倍以上,这说明国有银行部门的改革滞后严重影响了其资本配置效率,而新兴银行却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国有银行在自身产权性质约束和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下形成了僵化的经营机制和内部激励机制,相对于那些规模庞大经营业绩良好的国际大银行而言,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极为有限。国际银行业已经进入混业经营时代,日本于19xx年通过了金融改革法案,美国于19xx年11月通过了“金融现代化法”(也称“Gramm-Leach-Bliley 法”),废除了长期以来主宰美国金融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而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则早已允许混业经营,这些举措标志着国际金融业的主流已经由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转变为以全能银行为基础的混业经营阶段,全能银行提供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证券等多9 这些政策性贷款和社会稳定义务包括向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发放救助性贷款,补贴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提供流动资金向下岗职工发放工资,向贫困地区发放社会救济贷款,支持缺乏经济效益的公共投资项目,以优惠利率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发放贷款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报告,按照中央政府指令发放的专向贷款和规定贷款占中国工商银行全部信贷资金的三分之二左右,其自行决定的贷款只占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贷款发放过程中还要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干预,因此中国工商银行真正能够独立支配的贷款只占信贷总额的20%。参见:徐滇庆:《WTO与国有金融体制改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NO.C2000014,20xx年10月。

10 关于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估计,根据高洪量、杨大勇(2000)提供的数据,19xx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额是27000亿元,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是82054亿元,不良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例为41%,而不良贷款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3%。参见:高洪量、杨大勇:《经济转型期不良贷款与政策性贷款研究》,《财贸经济》,20xx年第10期。另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组(2000)提供的资料,19xx年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指出,截止19xx年底我国银行不良贷款在全部贷款中所占比例已累计达到25%,这与标准—普尔公司的估计大体上一致。葛兆强、廖梅桂(1999)估计19xx年底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比率可能位于25—30%之间,如此高的不良贷款比率在国际上是少有的。实际上,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甚至超过爆发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商业银行。比如,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为7.9%、马来西亚为6.4%、印度尼西亚为17%。参见:葛兆强、廖梅桂:《国有银行不良债权的经济学分析》,载《金融与保险(人大复印资料)》,19xx年第3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回顾和展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NO.C2000005,20xx年4月。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10 种金融业务,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而中国银行业正在实行严格的“业界隔离”政策,政府监管部门强调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的分割,这虽然便于政府的监管,但从长期来看却损失了银行的效率从而削弱了银行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中国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与中国整体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是一致的,金融改革也选取了“体制外增量改革”的模式,即在保持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和垄断地位的前提下,逐步的引入有限的市场竞争和有限的多元产权结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面临的巨大阻力使得整个银行部门在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的提升上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产生,依赖于整个社会各利益集团对于制度变迁的强大需求,也就是说,利益集团的制度需求是决定制度变迁的重要变量,在制度需求不足的情形下,制度主体就难以成功推行制度变迁。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处于这种典型的“制度需求不足”状态中,谢平(1994)通过对影响国有银行改革的四个利益集团(国有商业银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制度需求的分析,印证了制度经济学的结论。从国有商业银行角度而言,在国家对金融业市场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经济中资金短缺而资金需求旺盛、政府所控制的利率水平与市场均衡利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获得大量垄断利益,而这些垄断寡头之间相互默契对改革形成强大的阻力,使得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到巨大压力。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乃是国有银行的营业税和利润上缴,中央政府担心在改革后丧失这一稳定的财源;而更重要的是,国家一直将国有银行作为国有企业隐性补贴的重要来源,国有银行承担着大量政策性贷款和各种社会稳定义务,同时国家一直将控制国有银行贷款总量作为调控社会总需求的重要中介手段。而一旦国有银行进行市场化改革,则国家难以对国有企业进行隐性补贴,从而难以维持体制内产出,同时中央政府担心难以对社会总需求进行有效控制。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地方分支行有较大的业务控制权和人事任免权,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分支行的行政性干预是地方官员树立政绩的重要途径,而一旦国有银行进行完全市场化改革,则地方政府势必难以再干预分支行的资金流向和人事结构。从国有企业的角度来看,在整个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银行一直在国家的指令下对国有企业进行大量政策性贷款,这使得国有企业难以消除自身的预算软约束,从而形成对国有银行资金的“刚性依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11 赖”,而国有银行的改革将使国有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困境11。所以,在影响国有银行部门改革的四个利益主体中,国有银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均缺乏强烈的制度变革欲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制度需求明显不足,这就决定了国有银行的改革不可能采取“休克疗法”的模式,而只能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在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上逐步改善。

在体制内制度变革动力不足的情形下,通过引入外部冲击来促进体制内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渐进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金融部门的改革无疑具有特殊意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然给尚未成熟的中国金融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但也给中国金融业带来深化改革的宝贵契机,促使中国金融部门的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标准进行重构。尽管本书限于篇幅难以详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国金融部门改革的影响,但是未来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基本趋势业已十分清晰,那就是继续深化以建立和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产权多元化体制为目标的金融体系改革,提高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以防范金融风险,抵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能给金融部门带来的不利冲击。这一趋势意味着中国金融业在未来几年将经历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政府所应采取的金融发展政策包括:一,取消对金融体系的抑制性政策,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大力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建立真正的市场化竞争机制12。真正的市场竞争必然是在不同产权主体之间进行的,单一的垄断性的国有产权体系使中国原有的金融体系难以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因此非国有性质的民间金融机构(尤其是民间银行)的出现必将为中国金融体系引入真正的市场竞争,从而得以从外部激励和促进国有银行体系的改革进程,并有助于中国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增强中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总体竞争实力。二,努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为中国经济注入新鲜活力13。我国的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是发展经济的最理性选择,而现存银行体系难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严重束缚了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的中小企11

12 谢平:《论国家专业银行的改革》,载《经济研究》,19xx年第2期。 参见:徐滇庆:《WTO与国有金融体制改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NO.C2000014,20xx年10月;于良春、鞠源:《垄断与竞争: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载《经济研究》,19xx年第8期;樊纲:《发展非国有银行势在必行》,载《财贸经济》,19xx年第6期。

13 参见:林毅夫、李永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NO.C2000016,20xx年10月;林毅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载《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汇编1995-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12 业的发展。因此国家应着力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真正商业性中小银行和合作性贷款金融机构,消除对中小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政策性歧视,为中小金融机构的运作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三,逐步放松对金融市场中价格和经营范围的管制,稳健推行利率市场化和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14。市场化利率是金融机构有效开展竞争的重要途径,金融深化理论已经证明扭曲的利率水平必然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稳健推行利率市场化是应对世界贸易组织挑战的重要步骤。同时,在混业经营的国际潮流面前,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严格的“业界隔离”政策已经使国内银行部门难以抵御来自外国金融机构的挑强大压力,逐步实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并健全相关监管法规是未来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必由之路。四,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充实国有商业银行资本,促进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历史进程,使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提高国有银行的总体效率和市场竞争能力15。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最具有关键性的步骤,将深刻影响中国金融业的产权结构、产业格局和国际竞争力。当然,金融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转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金融体系的制度变迁必然伴随着政府行为的市场化转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以及竞争性市场体系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完善。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14 参见:王国松:《中国的利率管制和利率市场化》,载《经济研究》,20xx年第6期;廖文义:《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若干问题的探讨》,载《中国金融》,20xx年第2期。

15 参见:董辅仁:《中国的银行制度改革——兼谈银行的股份制改革问题》,载《经济研究》,19xx年第1期;周小川:《国有银行如何充实资本》,载《人民日报》,20xx年5月9日;周天勇:《改革面临重大转折:从国家借贷经济转向社会资本经济》,载《经济研究》,19xx年第5期。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13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

Shu-guang Wang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Abstract

The character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gradualism economic transition style in China. Although the financial reform in China has made some progresses in improving market competition structure and 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 the reform in financial sectors is lagging comparing with the reform in other public sectors; in another word, the financial sectors are still far from liber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after 20 years’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ism analys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ner logics of the lagging character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ha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re is no enough inner institutional demand to financial reform, the entry to WTO provides an external impetus for the complete reform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Key Words

economic transition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market competition structure 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14

作者简介与联系方式

王曙光,19xx年生于山东莱州,19xx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金融专业,19xx年、19xx年、20xx年分别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xx年起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讲师,北京市海淀区青联委员。2001-20xx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问研究。已出版专著《理性与信仰——经济学反思札记》、《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精神的承接》(合著)及译著《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等多种,在《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期刊上发表经济学论文多篇,并出版散文集《燕园拾尘——北大十年的成长感悟》、《明尼苏达书简》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信地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收(邮编:100871)

电话:010-62757239,13910530084

电子邮件:shugua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15

图表1 中国金融部门结构

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金融自由化

注:* 中国投资银行于19xx年并入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

** 在原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了各城市商业银行,截止19xx年末,共有88家。 *** 海南发展银行在19xx年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16

图表2 国有商业银行和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比较

(19xx年12月31日)

单位:亿元人民币

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金融自由化

资料来源:金运、陈辛(2000,主编):《银行再造》,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8-19页。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17

图表3 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趋势(1978-1999)

35

30

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金融自由化

25

20

15

10

5

019781981198419871990199319961999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xx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图表4 中国居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趋势(1978-1999)

80

70

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金融自由化

60

50

40

30

20

10

019781981198419871990199319961999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中国金融年鉴》,20xx年。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18

图表5 中国银行业资产利润率和收入利润率比较

单位:%

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金融自由化

注:收入利润率是指净收入与经营总收入(营业收入)之比,资产利润率是利润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均为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

资料来源: 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中国金融年鉴》,1996-19xx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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