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报告理论篇·江荣(92000字)

发表于:2017.7.27来自:www.ttfanwen.com字数:92000 手机看范文

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报告 理论篇

刘江荣

20xx年以来,针对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理论性研究成果主要可分为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综合情况调查研究、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理论问题研究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具体问题研究三大领域。

一、22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综合情况调查研究

近十年来,以22个人口较少民族为对象的经济社会综合情况调查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研究报告和系列丛书两大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报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牵头,由费孝通教授担任学术指导,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共同组成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撰写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调查报告》等;具有代表性的系列丛书有: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刘永佶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经济村庄调查丛书》中涉及22个人口较少民族村庄经济层面的系列研究成果①① 刘江荣,男,汉族,山西省朔州市人,中共党员,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

和云南大学高发元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有关22个人口较少民族村寨综合性调查中涉及这些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等。

(一)研究报告

20xx年2月由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调查报告》高屋建瓴,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敏感性、必要性和战略性、并在详述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基本情况、分析主要问题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对策建议。

第一,民族问题将成为21世纪中国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8.01%(19xx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由于历史上造成的发展不平衡和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地区的民族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各地城乡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国外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全国关注经济建设的同时,对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地且在发展的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民族团结是21世纪我国国家

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基础。如何在体制改革、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加强民族团结,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关注的大事。

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来说,近年来有四个方面的变化需要关注:

1.改革以来沿海与边疆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更加突出,以提供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与沿海地区相比,相当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收入与消费水平改善不明显,广播电视和其他媒体的迅速普及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到其他地区的发展变化和存在的差距,在这种对比中容易产生失落感和不满情绪;

2.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境外敌对的政治势力、宗教势力、极端民族主义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对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在不断加强,利用宗教宣传和歪曲历史来煽动民族对立情绪、鼓动民族分裂。一些对我国采取敌视态度、力求削弱我国的外国政府也使用广播电视和其他手段公开或暗地里在经费、培训、物资等方面积极地组织和扶持这些民族分裂组织;

3.由于经济体制和其他各种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建国以来曾长期使用的管理体制(如户籍制度和农村基层组织)和相应的管理办法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流动性迅

速提高和个体经济及私营企业的发展使政府管辖的各类行政机构对于居民活动的了解和进行管理的手段越来越弱,这无疑增加了行政管理相对薄弱地区(尤其是西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不稳定性;

4.50年代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政治素质较高、深受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欢迎的老一代干部已陆续退休。据群众反映,一些新干部在艰苦朴素、深入民众的工作作风,在掌握当地民族语言的能力和了解少数民族等方面明显不如老一代干部。干部队伍在短期内大规模更替也会给中央政策在少数民族地方的落实、矛盾的妥善处理带来不利影响。 以上四个方面的变化使我国的民族问题在21世纪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和重要性,鉴于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在民族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我国对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需要给予特别的重视,中央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的收入,也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注与扶持。

自80年代初期开始的体制改革涉及到了各地区、各群体在利益方面的调整与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统一的财政拨款制度和工资制度,中央政府可以运用自身财力来直接调节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但在新体制下,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收入变化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充分利用市场杠杆调节资源分配和刺激经济发展的

同时,政府需要注意对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地区和群体给以必要的适当扶持,降低地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差异,以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

第二,“西部大开发”是我国21世纪全局性发展战略,民族问题的妥善处理和当地少数民族与建设项目的同步发展,是这一战略成败的关键。

为了利用国家现可掌握的资金来拉动国内市场与就业,促进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充分开发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为今后全国大发展奠定基础,我国政府制定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这是本世纪我国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所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

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来改善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同时可以减少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推动我国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整合(资金与物资流动、市场经济的同步发展)和社会整合(劳动力流动、体制改革的同步进行)。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妥善处理好当地的民族关系。

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领土的64%,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增加投资力度,上一批大的建设项目,是少数民族地区难得的发展机遇。由于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长期与沿海地区差距很大,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等与汉族存在很大差别,而西部建设必然会推动人口进一步流动,一方面从东部地区引进相当数量的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吸引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人员来到西部;另一方面也会推动西部少数民族进入东部学习、经商或办企业。这样大规模和广泛的民族接触,可以促进文化交流,但也可能因文化差异、利益分配而引发矛盾与冲突。

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为了避免引发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团结,需要在各个开发项目中积极设法尽可能招收当地劳动力,吸收当地少数民族的积极参与,同时要注意使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从这些建设项目中获益。可以把项目的部分利益以税收的方式提供给地方政府,也可以在总体上拿出部分资金用于支持当地的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央大的经济建设项目与地方建设、扶贫项目同步进行,使得当地民众感到自己是西部开发的参与者和获益者。

如果在这些方面处理不当,在一些资源的占用和利益分配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当地民族群众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民族冲突,不但有关项目无法顺利实施,还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深入了解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发展现状,了解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的要求和希望,在制定西部发展规划和各个项目时予以充分的考虑,就不但可以避免矛盾,并且可以通过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巩

固中华民族大家庭。

第三,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应把帮助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作为战略性重要部署之一。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西部地区。这些年来,中央对于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和其他主要民族自治地方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藏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壮族这些拥有几百万人口的民族,今后仍然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点。

我们在这里想提出另外一个思路,就是在关注这些人口多的大民族的同时,建议中央能够从另一面考虑,在西部开发中特别关注入口较少的民族族群。费孝通教授特别强调要研究和解决好人口较少民族的问题,称之为“小民族、大政策”,做好这项工作意义非常重大。

据19xx年人口普查结果,我国人口规模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有22个(其中高山族主要居住在台湾省)。我们认为,在西部开发战略中,为这些人口较少民族设计安排一些项目,支持他们的发展,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

1.这些民族由于人口规模小,在各级政府中很少有高层代表人物,在中央和各自治地方制定的发展规划中容易被忽视,如能在西部开发战略中对于这些小族群给予特别考虑,对于促进民族团结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2. 这22个人口较少民族总人口不到6O万人,居住相

对集中,使他们达到完全脱贫和小康水平,所需投资总数不大,建设周期也不长,可在较短时期内见到明显成效;

3. 如我国在“十五”规划期间为22个人口较少民族设立专门项目与投资,并真正解决他们的温饱并得到明显的发展,在国际上将会有很好的影响,有利于宣传我国的民族政策。

4. 我国的这22个人口较少民族,除了甘肃、青海的裕固族、撒拉族、保安族和主要居住在台湾省的高山族之外,都属于跨国境民族,国外同一民族的人数一般多于国内。如果能够使这些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得到提高,明显高于境外同族的水平,对于加强我国的凝聚力和巩固边防,也将起到积极的效果。

第四,20xx年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调查的组织与实施。

为了深入了解这些民族目前的实际发展情况,在国家民委领导下,由费孝通教授担任学术指导,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共同组成了“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并以课题组成员为骨干,吸收了当地的研究人员参加,组成了有20多人参加的4个调查组,分两批先后于20xx年8-9月和11-12月期间分赴内蒙古、黑龙江、新疆、甘肃、青海、云南、广西、西藏8省区对22个人口较少民族开展了实地调查活动。国家

民委主要领导同志多次召集课题组负责人开会,了解工作进度,对调查工作提出要求,并先后两次由国家民委正式向各有关省区民委发文,请各省区对于这次调查活动给予协助。 第一批实地调查的时间是20xx年8-9月,调查范围包括了分布于内蒙古、黑龙江、新疆、甘肃、青海、云南6省区的鄂伦春族、赫哲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保安族、裕固族、撒拉族、阿昌族、德昂族、布朗族共10个民族。各调查组于10月完成调查报告初稿,并向国家民委领导、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同志做了汇报。

根据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同志和国家民委领导同志的意见,课题组于20xx年11-12月组织了在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西藏5个省区的第二批实地调查活动,这次调查的范围包括了鄂温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京族、毛南族、门巴族、珞巴族共10个民族,同时委托云南省民委开展基诺族调查,委托福建省民委开展高山族调查。到20xx年1月底,第二批实地调查的报告初稿已经完成。

在实地调查期间,各调查组共调查了30余个县(旗),走访了100余个自然村寨,召开各种座谈会近百次,入户调查800余户。有的一个民族就入户访谈100余户。各调查组人员分别与省区有关部门、有关地(州)、县、乡、村级干部进行座谈,了解当地的发展规划、正在实施的项目和面临

的困难,并深入到少数民族民众聚居的村落和农户进行户访,通过亲身观察和访谈详细了解当地农民的具体生产生活情况,调查导致一些生活困难家庭贫困的具体原因和富裕户的致富办法。

由于调查组绝大多数成员是高等院校教师,当地干部群众反映情况时顾虑较小,调查组成员可以住在村寨农民家里,同吃同住,向房东和村中群众详细了解全村和各户的生活、生产情况,拍摄了许多民众住房、服饰、饮食、经济生产和日常活动的照片,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调查资料。户访调查的范围涉及到各户的承包土地面积、牲畜数量、住房情况、迁移历史、外出从事经济活动情况、当年的各项收入与支出、家庭成员受教育情况、民族语言使用、婚姻情况、文化宗教活动以及被访户对当地扶贫项目、民族关系、政府民族政策等方面的看法。通过这些调查活动,课题组得到了几百户入户访谈的详细材料,拍摄了几百卷胶卷和40盘录象带。可以说这次调查活动是自我国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经济调查。

在这些调查活动的基础上,各调查组的研究人员分别完成了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性调查报告23篇(其中门巴族和珞巴族合写为1篇);同时收到福建省民委关于高山族的调查汇报。

第五,针对人口较少民族所在各地社会与经济发展中面

临的主要问题,该综合调查报告归纳如下。

(1)社会形态发育落后。这些民族除俄罗斯、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民族发展程度较高外,大多数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迟缓,在解放初期,鄂伦春族、裕固族、珞巴族、布朗族、怒族、独龙族、基诺族等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或保留原始公社的残余,门巴族、阿昌族、德昂族等民族还保存着农奴社会或封建领主经济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些民族的经济和社会面貌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原有经济社会形态的遗留影响仍然存在,不同程度地制约他们的发展进程。如受原始公社残余的影响,一些民族的群众生产生活缺乏计划,缺乏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一些地方原始平均主义严重,传统的公吃公喝生活方式影响扩大生产,原始宗教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原来发展落后的民族;如独龙族、怒族、布朗族等,目前仍然处于最落后的状态。

(2)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程。这些人口较少民族大多数居住在边远地区,这些地方距离中心城市和商品市场较远,交通、通讯设施落后,存在许多不利于发展的客观因素。目前这些民族居住地方通路率约为40%,许多地方乡与行政村之间,行政村与自然村之间不通公路,已通路的路况也极差,基本是“晴通雨阻”。自然村寨的道路崎岖不平,雨天一片泥泞。如云南独龙江乡的交通靠一条80公里的人马驿道和连接村寨的上千公里羊肠

小道,群众过江主要靠溜索或藤篾吊桥,一年有6个月时间大雪封山不能通车。在这些民族居住地方,还有40%的农村通电问题,65%的农村通广播电视问题没有解决。一些地方人畜饮水问题非常困难,调研人员经常看到一些农民在茅草房屋檐下摆了一排坛坛罐罐靠接雨水生活。

(3)经济发展落后。农牧业靠天吃饭,没有什么科技含量。许多地方农田水利设施落后,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弱。工业基本是空白,乡镇企业没有发展起来,当地的土特产品由于没有科技带动和加工技术,没有形成生产规模和开拓市场;当地其他副业和旅游业也缺乏建设与开发,没有形成经济效益。在实地调查中,地方干部提出种种发展项目的设想,许多都缺乏科学的论证。

(4)自然资源和生态破坏严重。人口增长对当地土地、草场、森林等自然资源造成很大压力,民众为了维持生活而乱开山地、草场过牧、砍伐森林是普遍现象。如黄河上游的撒拉族、保安族聚居地区,我们看到当地森林破坏和坡地开垦现象十分严重。在云南的一些边远山区,还存在“刀耕火种”现象。为了保护生态,近期政府严禁森林砍伐,这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但是林区群众因此没有了一个收入来源,收入明显下降。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草场退化也十分严重,如果想得到当地村民对政府“退耕还草”和“退耕还林’政策的支持,必须帮助他们找到另外的收入来源。

(5)地方财政困难。调查各地基层政府财政状况普遍比较困难,如19xx年积石山县财政收入为560万元,支出为1975万元;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财政收入1327万元,支出6853万元,20xx年8月份尚未发出6月份的工资;云南布朗山乡19xx年财政收入为29.9万元,支出为231.8万元。由于地方财政欠帐多,许多事业缺乏财力来实施。

(6)相当部分群众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据我们户访调查结果测算,19xx年甘肃积石山县保安族聚居的5个行政村1563户中,年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21%;云南潞西市三台山德昂族乡贫困人口为2300人,占该乡德昂族总人口的63%,该乡年人均收入为439元,远低于潞西市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1053元;云南独龙江乡现有人口4034人,目前尚有653户3465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占农业人口的93.5%,有590户近3000人缺粮,缺粮达半年以上的超过百户;内蒙古鄂温克自治旗的鄂温克族贫困人口有5013人,贫困面达 52%;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人均收入477元,低于温饱水平(670元),有75%的群众生活在温饱线以下。据不完全统计,19xx年这些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人口约有14.1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6.8%,其中云南省就有近8万人;贫困面达34%。贫困乡村生存环境恶劣,居住条件极差。许多村寨通路、通电、人畜饮水问题尚未解决。这种状况不及时改变,会直接影响我国的边疆稳定和国际形

象。

(7)部分民族由于传统生产活动(狩猎、捕渔、伐木)所需的自然资源发生变化,只能转产。鄂伦春族、赫哲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向农业转产,但由于没有农业生产的传统和技能,“转产”面临很大困难,许多鄂伦春群众把分给他们的耕地转租给外来的汉族农民,由于失去了传统的经济活动,这些民族的心理压力也很大。其他长期靠在邻近林区伐木谋生的民族,如保安族、撒拉族等,在政府封山禁伐之后,不得不另找谋生办法,如外出打工(修路)、搞副业(贩运)等。

(8)教育条件十分落后。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这些民族的平均文盲率为42.31%超过50%的民族有9个,有些接近80%。目前,居于边境的一些地方仍未完成“普六”任务,大部分集中在这些人口较少民族之中。在居住分散地区由于没有寄宿学校,就学率很低。同时政府统计数字与实地调查结果存在差距。如积石山县政府统计,1999-2000学年保安族儿童入学率为92.6%,据我们在4个保安族聚居行政村户访调查,儿童入学率仅有78.2%,而经济困难是家长们解释儿童失学的主要原因。除部分民族外,普遍存在办学条件差,师资水平低等问题。云南省布朗山乡至今没有一所中学,一些村寨连续几年没有中学毕业生。部分民族有学上不起的问题也比较突出,近年来,有为数不少的中小学

生因交不起杂费、课本费和寄宿学校伙食费而中途辍学,有的考上大、中专因交不起学费而不能入学。据当地干部反映,德昂族中等以上教育的状况不如80年代,近10余年来几乎没人考上大学,上中专的也寥寥无几。其他人口较少民族的非义务教育也大都呈滑坡趋势,他们担忧这样下去本民族的发展会成问题。在一些民族中,宗教对女童入学也有着负面影响。

(9)医疗卫生条件简陋,生病群众得不到及时治疗:如我们在甘肃积石山县访问的行政村卫生所只有听诊器、血压表等最简陋的设备;青海循化县有66个行政村没有卫生所;云南潞西市德昂族聚居地区的乡卫生院不能动简单的手术,各行政村没有卫生所,1997-1998曾连续两年暴发疟疾病。医疗设备和基层卫生人员的素质都比较差。

(10)这些民族由于人口规模小,除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之外,大多没有或不使用自己的文字,不同地区的塔塔尔族居民因与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杂居,也已经主要使用这两种语言和文字,所以这些民族的自身文化传统在长期民族交流中正在迅速消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从保存民族文化和学术研究的角度,应当注意搜集这些民族的文化典籍和民俗用品,应该保护和弘扬这些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还可以作为文化资源进行开发,这不仅可以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也有助于树立这些民

族的自信心,体现这些民族的特点和展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

以上这些方面的特点,说明这些人口较少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卫生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处在相对落后的地位,就群体而言,属于全国人口中最贫困的一部分,也是最需要政府扶持帮助的一部分。这些民族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发展需求(如教育事业、医疗条件、基础设施的改善),同时每个民族根据自身具体情况,也存在各自在发展方面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如宗教影响、产业转换等),需要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对策与扶持项目。

第六,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在发展中的特点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根据各调查组撰写的调查报告,我们把这22个人口较少民族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和当前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概括如下:

1.塔塔尔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1)人口:19世纪从俄国迁入我国新疆地区,19xx年有近6000人,因中苏关系恶化部分人口外迁苏联,19xx年我国塔塔尔族人口减至2000人,19xx年为4732入,外国塔塔尔族人口数远多于我国。(2)地理分布:目前散居在40多个县,在奇台县建有全国唯一的塔塔尔族乡;塔塔尔族在该乡19xx年底仅有524人。(3)文化教育:

塔塔尔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由于人口分散,目前基本上使用哈萨克族或维吾尔族语言文字,信奉伊斯兰教。(4)经济发展:奇台县塔塔尔族乡19xx年人均收入为200O元,该乡和分散在其他各地的塔塔尔族在当地社区中一般处在相对发达水平。

反映的主要问题:(1)由于面临被当地多数民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的文化同化,塔塔尔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希望政府能够帮助建立使用其母语教学的学校,保护民族文化。(2)在其他个人或群体发展机会中,希望能够对人口很少的民族有些政策性倾斜。

2. 乌孜别克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1)人口:18世纪从中亚迁入我国新疆地区,19xx年有1.2万人,因中苏关系恶化部分人口外逃苏联,19xx年我国乌孜别克族人口减至6500人,19xx年为1.4万人。乌孜别克民族的主体在中亚的乌孜别克斯坦,属跨境民族。(2)地理分布:散居在新疆各地,相对集中的是位于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全国唯一的乌孜别克族乡(19xx年成立),乌孜别克族在该乡19xx年底有771人(占该乡总人口25%)。(3)文化教育: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由于人口分散,所以目前基本上使用哈萨克族或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字,信奉伊斯兰教。(4)经济:乌孜别克族从事农牧业的仅占36%,从事工业( 17. 6%)和商业(16.5%)的

比例均比较高,干部、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比例为25%。在社会地位和经济上乌孜别克族一般处在相对发达的水平。 反映的主要问题:(1)乌孜别克族乡有54%的牧民户尚未实现定居,需要政府在经济上给予支持。(2)基础设施落后,没有寄宿制学校;医疗条件差,青年就业困难。

3. 俄罗斯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1)人口及分布:19xx年有13500入,主要分布在新疆(8065人)和内蒙古(4388人),在黑龙江(322人)、辽宁也有少量分布。俄罗斯族19世纪迁入我国新疆地区,19xx年有1.9万人,因中苏关系恶化,70年代最少时仅有600人,19xx年增至2662人,19xx年增至9464人,主要集中在伊犁地区(55%)和乌鲁木齐市(31.5%)。因通婚原登记为汉族的人口改变民族成分是导致我国俄罗斯族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目前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有70O0多人,其中正式被政府承认的有2500人,在额尔古纳市建有恩和俄罗斯民族乡。(2)文化教育:有自己语言文字,部分人仍然使用俄语。由于宗教原因与新疆伊斯兰教各民族通婚很少,主要与汉族通婚,通用语言为俄语和汉语。(3)经济:俄罗斯族从事农牧业的仅占13%,从事工业(31%)的比例很高,干部、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比例为33.6%。在社会地位和经济上俄罗斯族处在相对发达的水平。

反映的主要问题:(1)由于人口少而且居住分散,年轻人已经不会说俄语,我国俄罗斯族中的俄罗斯文化在逐渐消亡中,希望能够在教育、文化活动方面对俄罗斯族给予一定支持。(2)俄罗斯族在新疆没有自己的自治地方,各个方面受不到重视,需要进一步落实民族政策。

4. 塔吉克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1)人口及分布:19xx年有3.9万人,由于居住在高原地区,人口增长缓慢。塔吉克民族人口的主体在中亚毗邻的塔吉克斯坦,属跨境民族。我国塔吉克族主要集中在位于南疆塔什库尔于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吉克族为

2.6万人,占全国塔吉克族总人口的64%)。该县平均为海拔4000米以上,自然环境恶劣,处于重要的地理战略位臵,国境线为888公里。(2)文化教育:有自己语言文字,由于集中居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在宗教上区别于新疆其他伊斯兰教民族。(3)经济发展:塔吉克族主要从事畜牧业,但草场紧缺,缺少能源,发展经济的条件十分恶劣。在生态条件和经济收入方面,是新疆各民族中最困难的民族。

反映的主要问题:(1)现有三个乡25个村不通公路,四个乡30个村不通电,六个乡20个村不通电话和邮政。1.2万人、4万头牲畜的饮水问题没有解决。需要政府在经济上的支持。(2)由于牲畜严重超载,生态破坏严重,建议“退

耕还牧”,保护生态环境。(3)对于新疆自治区政府考虑的搬迁计划(把塔吉克族人口迁到平原地区)有不同看法,认为无法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利于世代适合于高原气候的塔吉克族的健康和传统文化的保存,高原人口减少也不利于保卫边疆。

5. 鄂伦春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人口及分布:鄂伦春族总人口约为6700人,分布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黑龙江省。现有2221人集中居住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为全国唯一的鄂伦春族自治地方。(2)文化教育: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由于日常生活中通用汉语和达斡尔语,在年轻人中已经很少讲民族语言。(3)经济发展:是我国传统的狩猎民族,19xx年实现定居。现在鄂伦春自治旗约有830鄂伦春人聚居在7个猎民村,占全旗鄂伦春族总人口的37%。为保护我国野生动物资源,19xx年全旗实行“禁猎转产”,努力向以农牧业为主、多种经营的经济模式发展,但面临许多问题。

反映的主要问题:(1)由于猎民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收入水平低,猎民中贫困人口占全旗鄂伦春族猎民总数的49%,部分猎民的住房没有解决。(2)基础设施落后,各猎民村不通公路,医疗条件差,结核病的发病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2)需要控制外来流动人口开荒,保护生态环境。(4)酗酒现象严重,非正常死亡在一些村落高达40-

45%。(5)由于传统民族语言和文化在明显的消亡过程中,一些鄂伦春族人士担心民族文化未来的前途。

6. 鄂温克族

基本情况:(1)人口及分布:19xx年有26379人,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25035人),其中鄂温克族自治旗有9647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有5338人、鄂伦春自治旗有3347人、陈巴尔虎旗有1992人、阿荣旗有1837人,在海拉尔、扎兰屯、牙克石、根河等市也有少量分布。建有1个自治旗,8个民族乡。鄂温克族属跨界民族,俄罗斯有2万多人,人数多于我国。(2)经济发展:鄂温克族分布地区有牧区、猎区、农区、半农半牧区,经济活动多样,以牧业为主,生活较为贫困。

反映的主要问题。(1)贫困问题突出:鄂温克族自治旗的鄂温克族贫困人口有5013人,占全旗鄂温克族人口的52%。(2)地方病严重:19xx年全国结核病流调点调查和19xx年巴彦嵯岗苏木结核病普查,鄂温克族自治旗结核病患病率为2210/10万和2780/10万,鄂温克族更为突出。(3)林区禁猎后,猎民收入减少。(4)草场退化严重。

7. 赫哲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1)人口及分布:19xx年我国赫哲族人口为4253人。俄罗斯境内约有1万余人,他们被称为那乃人。赫哲族人口相对聚居在黑龙江省同江市、饶河县的3

个赫哲族乡和佳木斯市郊区的1个赫哲族村(占全国赫哲族农村人口总数的90%)。(2)文化教育: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文字,目前通用汉语。传统的“萨满教”已经消亡。各村落的教育设施在政府的支持下条件较好。(3)经济发展:传统经济活动是捕鱼和狩猎。70年代开始发展农业,90年代因为鱼类资源枯竭,捕鱼收入锐减,1996-19xx年政府多次制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针,实行向种植业的“转产”。19xx年3个民族乡的人均收入为1490-2800元。

反映的主要问题:(1)在“转产”中由于渔民不熟悉农业,许多赫哲族把分得的土地(每户60亩)转包给外来汉族农民,每年可以无偿得到大约2400元收入,实际上这些赫哲族并没有真正成为农民。(2)政府投入较大,但成效需要分析。如街津口赫哲族乡总人口3216人,其中赫哲族4725人,19xx年以来省、市两级财政投入2195万元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如何发挥好政府投资的效益,使其转变为地方发展经济的基础和动力,需要进行全面的评估分析。(3)民族传统文化在迅速消亡,作为不能再生的宝贵文化资源如何能够妥善保存下来,并使之成为今后发展旅游业的条件,需要认真调查研究。

8. 保安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1)人口与分布:19xx年有1.65万人,其中1.3万集中居住在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

拉族自治县。在该县的保安族人口又主要聚居在2个乡(占全县保安族人口的68%)。(2)文化教育:有自己语言,但没有文字。汉语是教学和日常通用语言。19xx年文盲率高达72%,除东乡族外是全国教育水平最低的民族。教育设施破旧落后,师资力量薄弱。信仰伊斯兰教,各村均建有清真寺,向村民收取“学粮”。(3)经济发展:主要从事农业,但是缺地少水,人均1-1.5亩耕地。在我们调查的108户中,贫困户占21%,粮食不能自给。

反映的主要问题:(1)土地资源稀少贫瘠,人口增长快,加重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周围植被也因此被盗伐破坏。需要政府扶持发展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花椒经济林,既可保护植被,又可明显提高村民收入。(2)当地学校条件落后,需要政府在校舍建设、师资培训等方面进行扶持,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来逐步发展多种经营,脱贫致富。当地一些因贫穷而辍学的学生,以及考上大学但因交不起学费无法入学的学生,建议通过设立基金的方法给予支持。(3)当地乡镇和村的医疗条件非常简陋,地方病防治问题突出。需要政府在资金和设备上支持。

9. 裕固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1)人口及分布:人口为1.2万人,主要聚居在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19xx年该县总人口为

3.6万人,其中裕固族1.01万人。(2)文化教育:有自己

语言但无文字。裕固族语中有两种方言。信奉伊斯兰教。(3)经济发展:肃南裕固族地区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沿祁连山北麓是裕固族的传统牧区。但是由于人口和牲畜数量迅速增长,草场超载严重。19xx年政府统计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元以上,但实地调查证明并没有达到这一指标。而且随着草场逐年退化,牲畜规模和收入水平也难以长期维持。

反映的主要问题:(1)由于超载严重,草场迅速沙漠化,当地的生态破坏成为目前畜牧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真正有效地实行“退耕还牧”和“封山育草”是今后能够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2)牧区人口稀少,儿童上学成为牧民家庭的难题。如何发展牧区的寄宿学校,保证学龄儿童的入学率,需要政府在政策和经费上予以支持。

10. 撒拉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1)人口及分布:19xx年有8.7万人,青海有7.7万人,其中6.8万人居住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占该县总人口的60%)。在循化县的撒拉族人口又集中居住在5乡1镇。(2)文化教育:有自己语言,但没有文字。汉语是学校教学用语,在撒拉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仍使用撒拉语。信奉伊斯兰教。(3)经济发展:主要从事农业,但是缺地少水,人均1.3亩耕地(其中水浇地为0.7亩)。在我们调查的山区,土地更少,贫困户占30%以上,粮食不能自给,多数男劳力外出修路打工,挣钱买粮。

反映的主要问题:(1)土地资源稀少贫瘠,人口增长快,加重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山区由于建立“保护区”禁伐,使原来靠进山打柴为生的撒拉族农民失去收入来源,盗伐现象屡禁不止。如何通过基础水利建设,使当地居民每人有一定的水浇地作为“口粮田”,保证基本粮食需求,是当地脱贫致富的关键。(2)青海地区近年来基础设施项目(修路、建桥、修水坝、铁路)很多,需要大量劳动力,如何把附近少数民族贫困群众组织起来参加这些工程建设,可以一举多得;既解决了适合当地高原气候和水土条件的劳动力,也可以使这些农民得到一定收入。(3)需要政府在校舍建设、师资培训等方面帮助当地的中小学达到国家标准,特别是进行有计划的师资培训,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对于当地一些因贫穷而辍学的学生,以及考上大学但因交不起学费无法入学的学生,建议通过设立基金的方法给予支持。(4)当地乡镇和村一级的医疗条件非常简陋,地方病防治问题突出。需要政府在资金、设备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

11. 门巴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1)人口及分布:门巴族人口主要居住在现在被印度非法占领的我国领土门隅地区。据估计总人口约为4万人,其中7656人居住在我国境内。在相对集中居住的墨脱门巴族乡,门巴族人口有6447人,其余的主要分布在错那县勒布门巴族乡和林芝县排龙门巴族乡。(2)文

化教育:有自己语言,但没有文字,通用藏语并信奉藏传佛教。村落中的教育条件非常落后,可以说是目前全国最不发达的地区。(3)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由于不通公路,各村之间和各村与外县的物资交流非常困难。通过多年努力,19xx年墨脱县人均口粮达到854斤,基本解决了群众的口粮问题。排龙门巴族乡人均收入19xx年为1347元。

反映的主要问题:(1)墨脱门巴族自治县是至今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被称做“高原孤岛”,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交通运输非常困难,无法发展商品经济。这个问题;只能因地制宜,逐步努力加以克服。(2)希望能够通过学校教育的发展,退步提高门巴族人口的教育水平,为在今后的生产活动和其他方面引进先进技术创造条件。

12. 珞巴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1)人口及分布:珞巴族人口主要居住在现在被印度非法占领的我国领土珞隅地区。珞巴族人口中有2452人居住在我国境内,他们主要集中居住在边境地区墨脱县的达水珞巴族乡(1171人)和米林县南伊珞巴族乡(1127人)。(2)文化教育:有自己语言,但没有文字,通用藏语并信奉藏传佛教。虽然统计的学生入学率很高,但村中的教育条件非常落后。(3)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虽然该地区野生动植物资源

非常丰富,但由于不通公路,各村之间和各村与外县的物资交流非常困难。19xx年达木珞巴族乡人均纯收入1378元,南伊珞巴族乡达到1100元。

反映的主要问题:(1)墨脱门巴族自治县是至今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交通运输非常困难,当地珞巴族群众难以发展商品经济。这个问题,只能因地制宜,逐步努力加以克服。(2)在目前自然生态条件仍然较好的状况,特别要注意生态和植被的保护。现在墨脱县建有国家级的“聂拉自然保护区”,各方面的保护工作一定要落实。

(3)希望能够通过学校教育的发展,逐步提高珞巴族人口的教育水平,为在今后的生产活动和其他方面引进先进技术创造条件。

13.德昂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1)人口及分布:现有17052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州(12488人),在临沧专区的镇康、耿马、保山专区的保山,思茅专区的澜沧等县都有零星分布。以自然村寨为单位相对聚居,分布在32个乡镇中的67个合作社。在缅甸有70万德昂族,主要分布在德昂大山。(2)文化教育:有本民族语言但无本民族文字,内部交往通用本民族语言,受过初等教育的懂汉语,中老年人有些懂傣语、景颇语。信仰小乘佛教,但宗教影响比较淡薄。(3)经济发展:经济以农为主,除稻谷外,种植少量甘蔗、茶叶、水果

等经济作物。大多居住在半山腰,水田少,靠天吃饭的“雷响田”多,农业收入微薄。19xx年潞西市34个德昂社家民人均纯收入为498元,农民人均粮食273公斤,与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053元和农民人均得粮382公斤相比,分别少555元和108公斤。

反映的主要问题。(1)交通落后:村乡之间多为泥巴路,雨季无法通行。需要将县乡公路改造为弹石路(三级公路),行政村至自然村的公路改造为沙石路(四级公路)。(2)水利设施差:需要解决部分群众的人畜饮水问题。(3)贫困问题突出:三台山德昂族民族乡99年末尚有德昂族贫困户466户;贫困人口 2300人,占该乡德昂族人口的63%。(4)教育落后:能读到小学毕业的仅70%,能读完初中的约30%左右,三台山乡自95年以来德昂族学生中就没有考上高中或中专的,青壮年劳动力中文盲达80%。要求集中办全寄宿制完小和中学,减免贫困户子女杂费和课本费,为人口较少民族举办民族班,设立一些名额,为考上大学、中专读不起书的学生提供资助。(5)结合异地搬迁,扶持一些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项目,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

14. 布朗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1)人口及分布:19xx年有80280人,其中3万人聚居在西双版纳勐海县,有5万余人散居于双江、保山、施甸、昌宁、云县、镇康、永德、耿马、澜沧、

墨江等市县。缅甸临近中国一带有为数不少的布朗人。(2)文化教育:有本民族语言但无本民族文字,分布朗和阿尔佤两个方言,本民族交往普遍使用布朗语,中老年人大多会汉语、傣语或景颇语等多种语言。信仰小乘佛教,原始宗教仍有较深影响,寺庙、僧侣较多,以“赕佛”为中心的节日和祭祀活动频繁。(3)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普遍种植水稻、玉米,并种植橡胶、甘蔗、咖啡热带作物,所产“普洱茶”、“勐库茶”驰名中外。土地、森林资源丰富,不少地区还存在刀耕火种的轮耕。

反映的主要问题:(1)基础设施差:绝大多数乡村公路基本上是泥石路或泥路,要求扩建改造勐海至布朗山公路、大勐龙一布朗山一打洛的旅游公路;改造扩建双江一邦丙乡一大文乡公路;将各行政村公路改建弹石路或沙石路。(2)需要加大农田水利投入,改造中低产田,固定轮歇地,退耕还林。新建布朗山曼桑、大文乡大忙蚌等人畜饮水工程,解决通电及人畜饮水问题。建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茶叶、咖啡、橡胶、紫胶、干果等种植业。(3)贫困问题突出:布朗山人均粮食在350公斤左右,年人均收入在300—500元之间。对生存条件恶劣的村寨实行异地搬迁。(4)教育落后:不少村寨多年未有大学生、高中生、中专生、初中生,甚至小学生。布朗山乡至今没有中学,存在“小学多、初中少、高中没有了”的现象。需要改造和扩建部分初小及完小,集

中开办一批全寄宿小学和中学民族班,对贫困生减免其学杂费或另专设基金会予以资助;适当降低分数段录取高考学生,对升入高中或中专的部分学生费用酌情减免。(5)民族传统文化丢失严重,要以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6)时常面临缅甸疫情传播的威胁,需要加强乡村医疗卫生建设,免费培训村寨医疗卫生人员,建立乡村医疗保健制度。

15. 阿昌族

基本情况。(1)人口及分布:19xx年有27708人,其中85%以上分布在云南德宏州的陇川、梁河、潞西、盈江、瑞丽等县,另有近5000人分散居住在保山地区的腾冲、龙陵和大理的云龙等县。陇川县户撒乡、梁河县囊宋乡、九保乡是阿昌族最集中的地区。国外有少量阿昌族分布。(2)语言和宗教:阿昌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分陇川、梁河、潞西三个方言,方言之间通话或与其他民族交往则用汉语或傣语。过去傣语的使用频于汉语,现在汉语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傣语。以信仰小乘佛教为主,每个村寨都有奘房,但大多没有和尚,也没有出家的制度,宗教消费不突出。(3)文化教育:比较重视教育,陇川阿昌族适龄儿童入学率98%,巩固率99.7%,完学率74.8%,升学率达77.6%。但初中毛入学率59.8%,文化程度高的人才缺乏。乡有卫生院,行政村有卫生室,乡村医生绝大多数都接受过专业培训。但很

多村寨卫生条件极差。基本做到村村通电,乡村电话也已联通,大多数村寨已开通电视。(4)经济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以打铁业最为著名,妇女的纺织、刺绣产品在市场上也很受欢迎。

反映的主要问题。(1)基础设施差:有近五分之一的自然村没有通公路,已经开通的乡村简易公路晴通雨阻,崎岖难行。生产生活用电也很难保证。农田水利设施基本上是六七十年代留下来的,年久失修,毁损严重。靠天灌溉的“雷响田”约占一半,亩产只有二三百斤。(1)实行刀具管制以来,以工艺刀具享有盛誉的阿昌民族手工业急剧萎缩。(3)教育落后,一些学生因无力交纳学杂费和课本费而辍学,高校中已基本无阿昌族的学生了,非义务教育不如80年代。(4)水土流失、环境恶化比较突出。

需要解决的问题。改建一些重点的乡村级公路,提高公路质量,解决山区居民生活用水问题。加强乡村中小学的校舍建设和教学设施配臵,给贫困学生适当资助。推广沼气燃具,节省农户烧柴,治理水土流失,实施必要的易地迁徙。扶持阿昌族手工业改造,发展小城镇,促进集市贸易。

16. 怒族

基本情况:(1)人口及分布:19xx年总人口为26667人,主要分布在福贡县(16706人)、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6350人)、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2000人)、沪水县,

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也有少量分布。境外怒族分布在缅甸北部山区,总数超过我国怒族。(2)语言文化:怒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分为阿龙语、阿怒语、怒苏语、弱柔语四支,内部差异很大;不同语支之间通话困难。一般兼通傈僳语,使用汉文或傈僳文字。在20xx年年初进行的“普六”检查中,怒族主要分布的三县五乡镇都被评为达标,但基础很薄弱,200O年福贡怒族初中升学率为76%,而辍学率达28.1%,高中升学率16.7%。靠近藏区的信仰藏传佛教,但有相当一部分群众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

反映的主要问题。(1)交通极为困难:怒族所在的三县五乡镇直到九十年代才陆续修通了公路,目前村社绝大部分未通公路,居民点通路率约为25%,目前大约有70%的居民点通了人马驿道。(2)基础设施落后:怒族人口的40%左右,居民点的50%未解决人畜饮水,25%的人口未解决照明用电。有15%的人口住在简陋狭小的茅草房屋,约50%仍然人畜混居。(3)贫困问题突出:人均有粮350公斤左右,人均纯收入在700元上下,贫困面约25%,返贫率约为20%。

(4)土地资源严重不足:现有耕地的70%左右都在应该退耕还林的范围以内,在怒江,基本丧失生存条件的人口总数超过5万,怒族约占其中的20%左右。

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扶持贡山至德钦旅游环线公路和

乡村公路建设,加固和增新人马驿道和跨江铁索桥。兴修水利,如捧当乡闪当行政村灌溉工程修复项目,总投资额130万元,可解决100余户500多群众人畜饮水问题,并为当地进行旱改水600亩提供灌溉保障。安排适当的跨地州移民搬迁。发展教育,加强劳动者生产技能培训。

17. 独龙族

基本情况。(1)人口及分布:19xx年有5816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此外,相邻的维西县齐乐乡和西察隅县察瓦洛乡也有少量分布。独龙江乡有人口4034人,其中独龙族占96.87%。缅甸独龙族有数万人,称为日旺人,与中国独龙族的经济往来和宗教联系较多。村寨分散,迁徙频繁,大则20户左右小则不足5户,村与村相距10多里或几十里。(2)语言文化:长期与世隔绝,语言发展缓慢,19xx年,在缅甸日旺文基础上改制了一套独龙族拉丁文拼音文字,但没有广泛使用。除学习和使用汉文外,部分群众会傈僳文或日旺文,教育初步达到普六要求,普九工作刚刚开始。

反映的问题。(1)贫困问题极为突出:独龙族是比较典型地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原来比较落后,目前面貌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19xx年独龙江乡人均收入217元,人均有粮172公斤,尚有653户3465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占农业人口的93.5%,在各民族中,

可以说是最为贫困落后的。(2)基础设施落后:独龙江乡的交通靠人马驿道和羊肠小道,江上只有3座人马便桥,群众过江主要靠溜索或藤篾吊桥。乡政府与行政村之间不通公路。80%的农户还用不上电,电话不通,仅有一部电台定时与县城联系。(3)教育卫生落后:仍有89%的农村人口是文盲,“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低素质”,人口出现负增长。

(4)生态保护与野生动物毁坏庄稼和伤害人畜的矛盾比较突出。

要求解决的问题。首先解决交通问题,把96公里的独龙江公路建成三级油路。在此基础上,兴建独龙江孔目电站及10O公里光缆,解决能源和通讯问题。合理开发生物资源,培育和养殖珍稀动植物。利用“三江并流”的风景名胜和被列为国家级黄金旅游线路之一的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业,维护固有的人文环境,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

18. 基诺族

基本情况。(1)人口及分布:现有18000人,主要居住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11000人),占该乡总人口的94%以上,另有近5000人散杂居在景洪市的其他乡镇和国有农场。(2)经济发展:解放初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高山密林中,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19xx年,基诺乡人均有粮600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近1000元。全乡

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达99%,教育通过了省“普九”验收。乡设有文化站、广播站。全乡设电视差转台14座,7个自然村都可收看到电视。基诺族干部不断成长,仅州内就有433人。

反映的主要问题。(1)7个村公所之间的公路均为晴通雨阻的等外公路,全乡45个自然村寨中道路泥泞,民居质量较差,布局零乱,民族特色较弱,人畜共居仍较普遍。以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基本为空白。农业旱地和轮歇地多,水田和高产稳产农田少,耕作粗放,毁林开荒状况仍然存在。实行退耕还林以后,一方面农民的轮歇地不能种,另一方面野生动物损坏庄稼严重,而补偿又低,给农民带来许多困难。

(3)科学技术落后,劳动者素质低。砂仁、粮食、茶叶、橡胶亩产都远远低于州市的平均水平。每万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人数远远低于全省的水平,近年来教育出现滑坡的趋势。民族传统文化流失现象比较严重。

要求帮助解决的问题。确定特色产业,建设稳产高产基本农田;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建设独具基诺族传统文化特色的旅游景点、景区,开发民族旅游工艺品;抢救、保护、继承和弘扬基诺族传统优秀文化,构建基诺族传统文化体系和文化模式。

19. 普米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1)人口及分布:普米族史称“西番”,

19xx年有29302人,估计现有31000人。主要分布在怒江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13327人)丽江地区宁蒗县(9595人)、永胜县、丽江县以及迪庆州的维西县。普米族村寨大多分布在滇西北海拔2000米至3500米的高寒山区和半山区,与白、纳西、彝、傈僳等民族交错杂居。(2)语言文化:普米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分为南北两个方言。拉巴山区和宁蒗普米族语言保持完整,部分地区通用白语和傈僳语。文化受藏文化影响较大,部分普米族信仰藏传佛教,普米族自己的原始宗教“韩归教”也受到“苯教”的影响。比较重视教育,普六验收已通过。(3)经济发展:是典型的山地耕牧型民族,从事半农半牧,商品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较强。但农业生产条件差,贫困面比较大。19xx年,兰坪县普米族农民人均经济收入568元,人均有粮250公斤,贫困人口有6500人。宁蒗普米族人均经济收入437元,人均生产粮食376公斤,贫困面约占50%。

反映的问题。(1)基础设施落后:普米族地区行政村尚有30%,自然村有70%不通公路。已修通的公路全是四级毛路,路况差,雨季基本不通车。约有20%的村寨没通电,电视覆盖率为60%。(2)150多个自然村需要建饮水工程。宁蒗、兰坪等县都是天然林禁伐区,退耕还林后,需要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提高单产解决粮食问题。(3)加强文化生态旅游园区建设和生物资源开发项目建设。

20. 京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1)人口及分布:京族祖先从16世纪开始陆续从今越南的海防市附近迁来,距今已有500年历史。19xx年有18915人;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16406人,并主要分布在现防城港市下属的县级市东兴境内,东兴市现有京族1.2万人左右,主要聚居在江平镇的巫头、万尾、山心三个海岛上,俗称“京族三岛”,三岛现有京族居民5000人左右。其它约6000多人则与汉族杂居在江平镇街道以及潭吉、红坎、恒望、寨头、米漏、瓦村、东兴镇三德村等地。

(2)语言文化:京族有本民族的语言,由于长期与汉族和睦相处,绝大部分通用汉语广州方言和汉文。(3)经济发展:主要收入来源于渔业和对越贸易,旅游服务收入也占一定比重,农业已退居次要地位。19xx年农民人均收入约达3000元,贫困户已是极个别现象。京族农村饮水、通电、通广播电视率已达100%,大多住有两层以上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已与城市没有太大差别。

反映的主要问题。(1)教育发展缓慢:近十几年来,京族地区的教育没有相应地得到大力发展,一直徘徊在普及初中教育阶段。在东兴,京族的经济状况在各民族中是最好的,但是,京族少年升高中的比例却比全市低20个百分点,仅58%,而且辍学率极高。(2)医疗防疫机构建设起步晚,缺乏高素质人员,又面对大量的越南经商流动人员,防疫任务

非常重,需要国家给予扶持。(3)村镇建设缺乏规划,需要政府介入指导。

21.毛南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1)人口及分布:19xx年共有72370人,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71126人,占98.28%。广西的毛南族主要分布在河池地区,又主要集中分布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在该县又集中分布于8个乡镇)有54874人,占全国毛南族总人口的75.82%。(2)语言文化:在毛南族聚居地方,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毛南语,多数人即使受过初等教育,与外人的交流仍比较困难。(3)经济发展:毛南族以农业为主,毛南牛虽然有名,但未形成规模,养猪是副业收入主要来源。在“三南”地区,农民人均收入达1500元左右。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境内有金红、洛茂两条铁路总长103公里,纵穿腹地,等级公路总长850公里,全县15个乡镇全部通有班车。县城和70%的乡镇已经开通程控电话,119个村委会通电话。毛南族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传统居住区的教育程度比散居的毛南族要低许多。

反映的主要问题。村级道路极差,下南乡有7个大石山区村,除了村委会驻地外其余村屯共68个均不通公路。全县尚需解决人畜用水困难2.26万人、1.96万头。“三南”的木论乡近60%的农户没有通电,70%的农户看不到电视。教学点过于分散,普及初级教育难度不大,但继续读满初中

的人数很少,初中阶段的适龄少年入学率低的乡只有19.5%,条件较好的也只有60%左右。帮助解决人需饮水、乡村道路建设、提高电视覆盖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等问题。

22. 高山族

基本情况和特点。(1)人口及分布:主要分布在台湾岛。台湾有396O95人,19xx年被台湾当局称为原住民,分为阿美、泰雅、赛夏、布侬、排湾、邹族、达悟族、鲁凯、卑南族,称为“九族”,我国统称为高山族,19xx年大陆有2877人,主要分布在福建省。现福建省有高山族181户、669人,散居于58个县城或农村小集镇,主要居住在漳州市的华安、龙海、漳浦、东山、平和、长泰等县(市),南平市的顺昌、延平、邵武等县(市)。福州市的鼓楼、台江区和厦门市等地。(2)经济发展:福建省高山族的经济生活多接近于当地居民的平均水平,19xx年,南平市16户55人,全年总收入13万元,人均2488元。目前城镇中的高山族同胞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少量居住在农村中的贫困户,政府以救济形式给予补助。(3)特殊措施:政府对高山族同胞给予一定照顾,曾拨出专款、木材和招工指标,专门解决居住在农村中的高山族同胞的住房、招工等问题。从20xx年开始,高山族考生高考加2O分照顾,中考总分加2%给予录取。政府划出30多亩地,投资500多万元在华安县城关建立高山族新村,前期准备工作已完成。

反映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帮助居住在农村中的高山族同胞建设新村,政府部门给予适当的补助。帮助高山族同胞发展经济,要提供低息贷款指标,优先安排高山族同胞就业。进一步落实教育方面的优惠政策,对在校贫困学生子以生活困难补助。

第七,对于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建议。

调研结果表明,这些人口较少民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处于相对落后地位,是最需要国家扶持的一部分。为了配合中央关于西部地区开发的整体战略部署,我们感到需要在设计各地经济开发项目的同时,对于这些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应当给予必要的关心和投入。由于这些民族人口少、居住相对集中,如果把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找准,设计的项目科学合理,适当投入即可取得明显的成效。这些民族人数虽少,但涉及的民族却很多,解决了他们的发展问题,也就解决了我国三分之一以上民族的发展问题。这不仅有利于推动西部开发和建设,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边疆稳定,也有利于展示我国不分民族人口多少、历史长短一律平等的民族平等政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其国内外的政治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因此我们建议,在西部大开发中将重点扶持22个人口较少的民族发展问题列为国家“十五”发展计划,适当集中财力、物力、人力,争取用两个五年计划时间,从根本上解

决这些民族整体发展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具体目标是:在“十五”期间,首先解决这些民族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同时使这些民族聚居的农村居民有稳固的住房、有洁净卫生的饮用水,农村通简易公路、通电和通广播电视;之后,再用五年时间,再20xx年前,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条件,较大幅度地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使大部分群众达到小康,接近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

根据调研人员实地调查和有关统计资料推算,这22个人口较少民族有农村居民43.5万人,大约集中居住在180个乡、600个行政村(按每个行政村分布人口较少民族1000人计算)。在行政村中,主要聚居在本民族为主的自然村寨。在自然村寨中,很少有其他民族杂居。因此,解决了若干自然村寨或行政村的发展问题,往往就解决了一个民族的发展问题,同时也可以带动相邻其他民族的发展。针对这些民族设计、实施的有关扶持项目,应以这些民族聚居的自然村寨为重点,以解决群众最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为主要内容。在这个总体项目下,可以分解为若干子项目,具体目标和项目建议如下。

1.“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项目”

解决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面临的问题,根本途径在于发展经济。经济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建议开展以下四个

项目,10年共需10.88亿元。

(1)基本实现乡村通简易公路。主要解决乡政府至行政村,行政村至自然村的公路。目前通路率约为40%,未通路的大约有360个行政村,按平均每村距干线公路20公里计,初步开通沙石路,实现晴雨畅通,每公里约需5万元,共需投资3.6亿元。

(2)基本实现村村通电。目前通电率约为60%,未通电的大约有240个行政村,按平均每村建设20公里输电线路,每公里需2万元计算,约需0.96亿元;每村变电设备补助5万元,约需0.12亿元,两项合计需1.08亿元。

(3)基本解决人畜饮水问题。采取打井、管道引进、建蓄水池等办法,为群众提供清洁卫生的饮用水。初步统计约有70%的行政村需要解决,每村补助10万元,约需投资0.5亿元。

(4)基本完成住房改造。对现住在山洞、茅草房、简易窑洞的农户完成危房改造和搬迁。按30%需要改造计算,约有28600户,按每户补助2万元计,约需投资5.7亿元。

2.“人口较少民族教育发展项目”

这些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发展,要依靠科技进步,关键在教育。调查人员深切地感受到,有些民族居住的地方山清水秀,资源丰富,但群众仍生活在贫困之中,主要原因是劳动者的素质低。因此扶持这些民族发展,要把教育放在首位,

在投入上把教育作为重点。

(1)设立“中小学建设基金”,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虽然一部分地区的学校通过这几年国家支持的“义教工程”、“希望工程”等,校舍建设有明显改善,但是图书资料、教学设备等没有配套。大多数地区的校舍建设仍然欠账较多,还存在校舍不足和危房现象,越是边远地区,情况越是突出。特别是这些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地方,人口极为分散,一个自然村只有三五百人,村与村之间相距5-10公里;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合理规划,适当地集中过于分散的教学点,集中办好寄宿制中小学校。一是在这些民族聚居地方重点扶持寄宿制中小学校建设,在校舍用地、校舍建设、设备配臵等方面达到国家规定的合格标准;二是使这些民族聚居地方乡要有合格的中学、行政村一般要有合格的小学,自然村需要保留的教学点要达到合格标准。要达到以上要求,十年期间约需基本建设和设备投资4亿元。

(2)设立“9年义务教育扶持基金’。我们在调查过程中,许多地方共同反映,有些地方虽然有校舍,也有教师,但因为学生家庭极为贫困,交不起寄宿制学校的伙食费、课本费而失学。因此原因,云南三台山德昂族乡去年中学辍学116人,小学辍学87人。有时教师要自己拿钱替学生付课本费才能动员入学。19xx年,云南布朗山乡教师垫付课本费累计达8万余元。需要采取的措施是:一是适当提高寄宿制中

小学校学生生活补助标准,这个标准在80年代初期制定,一般小学每人每月9元,中学每人每月15元,尽管物价提了许多倍,但许多地方多年没有提高标准,有的甚至名存实亡。建议在这些民族聚居的寄宿制学校,小学提高到每人每月20元,中学提高到每人每月30元。据调查推算,这些民族大约有农村中小学生36000人左右,包含同校的其他民族学生,按有100%享受面计算,每人每年增加150元,10年约需5400万元。二是适当减免部分家庭极为贫困的中小学生杂费、和书费,据三台山德昂族乡调查,每人每年的书本费和杂费,中学生需要270元,小学需要94元。另据保安族调查,初中、小学生杂费、书费平均起来每人每年约需160元。按30%享受面计算,10年约需1800万元。两项合计7200万元。

(3)设立“人口较少民族大中专贫困学生助学基金”。在调查中普遍反映,在80年代初,由于对这些少数民族采取保送、降分、提供助学金等办法,还培养了一批本民族人才,目前工作的人口较少民族的骨干人才,大部分是那时培养的。但近10年来,这些人口较少民族除个别基础较好的民族外,绝大多数很少有人能考上大中专学校,有的连高中生都难培养出来。他们说,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再过几年,这些民族就没有干部了。人才培养滑坡的主要原因是群众生活贫困,许多农民年人均收入三五百元(现金收入则更低),

根本供不起子女继续读书。有些学生考上学校因筹措不到学费而不能入学,有的无法继续贷款而中途辍学(参见《哈萨克族经济社会发展调查报告》所附个案)。他们一致要求,在一些大中专学校(如民族学院)为这些人口较少民族举办民族班,同时设立一些名额,为考上大学、大专、中专的家庭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据调查,这些民族的高中生约占在校初中生的22%,考上大学、大专的约占高中生的30%,占总人口的0.0001,所以每年考上大中专的不足100人。建议设立50个名额,由有关省区民委工作部门掌握,选择极为贫困的每人每年提供1000-2000元助学金,10年约需300万元。

(4)设立“教师进修专项基金”,为在这些地区学校工作的教师进修、提高教师补助等提供资金支持。在10年期间,按平均每个民族提供500万元计算,共需1.1亿元。 以上四个项目,十年共需经费5.85亿元。

3.“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发展项目”

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在西部开发中,也可以成为具有巨大潜力的可供开发的文化旅游资源。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由于传播的人口少,更容易很快消失,因此要采取更为积极的保护措施。文化建设项目建议可先开展以下两项,十年合计约需1.5亿元。

(1)基本实现村村通广播电视。目前广播电视覆盖率

约为35%,未通广播电视的约有390个行政村,按平均每村5万元计,约需0.2亿元;

(2)适当资助群众文化馆站建设和群众业余文化活动,资助一些老的民间艺人传授传统的民间工艺或民间艺术。可以搞一些示范工程,在旅游沿线扶持保护和建设具有特色的民族村寨。要采取措施保护民族古迹文物;对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给予资助。按每村平均资助2O万元计算,十年约需1.2亿元。

4.“人口较少民族卫生建设项目

分以下4个部分,“十五”期间大致需要2.22亿元。

(1)扶持乡村医疗机构和设施建设。在每个乡建设一个合格的中心卫生院,按基本建设和设备费平均每个乡补助50万元计,共有180个乡,约需投资9000万元;由于这些民族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加强行政村一级的卫生所建设极为必要,这项专款可用于卫生所房屋的修建、设备购臵。按每村投入卫生所建设费10万元计算,共需6000万元。两项合计,十年共需1.5亿元。

(2)设立“乡村卫生所正常运转基会’,主要用于对当地现有医疗人员、个体医生和新招收的医疗人员在考核基本合格后所进行的专业培训。补助人员工资和日常运转开支。每个村卫生所每年补助1万元,10年期间共需6000万元。

(3)设立“地方病防治专项基金”,用于改善水源、预防、治疗各项工作的开支。每村10年约为2万元,共需1200万元。

要完成以上四个大项目,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大约需要20.45亿元。经费来源可以国家扶持一部分,有关中央部门从现有经费渠道重点倾斜支持一部分,地方配套一部分。

项目安排应遵循三个为主的原则,即以经济建设为主,注意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以扶持民族发展为主,注意民族发展和地区发展相结合;以国家投入为主,注意社会力量和本民族群众的积极参与。要注意利用对口支援、希望工程等多种途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在资金投入的同时,注意感情投入和政策配套。根据需要,可采取一些减免税费,提供优惠贷款,举办民族班,提供低收费医疗等有效措施。由于所设计的项目主要安排在这些民族聚居的地方,对分散居住的部分群众,应采取提供小额贷款等办法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由于各民族的发展水平不同,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很大差别,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因此应该根据“因族举措、分类指导”的原则,在扶持内容和力度上对不同类型的民族要有所侧重。根据这些民族的基本情况,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发展水平稍高一些的,如俄罗斯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

高山族、京族等民族,有的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教育程度较高,目前虽然不富裕,但存在的困难不多。有的虽然有一些贫困人口,但比起其他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面临的问题要容易解决一些。对这些民族,应该在继续扶持他们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对其传统文化保护和创新给予更多的支持。另一类是尚未解决温饱的,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中,如怒族、独龙族、德昂族、阿昌族、布朗族、基诺族、普米族、门巴族、珞巴族、撒拉族、保安族、塔吉克族等民族,对他们要加大扶持力度,使他们尽快摆脱贫困走上致富之路。在扶持内容上,要根据各民族不同情况各有侧重,如有的重点解决交通问题,有的重点解决教育问题,有的重点扶持产业调整,有的侧重退耕还林,遏制生态进一步退化等等。对扶持的项目,要经过科学的论证。

在项目实施上,应保证这些项目切实能落到这些人口较少民族身上,使群众真正得到实惠,避免把项目经费挪作他用。对不同项目,应该有不同的实施办法。有些项目适合投放到这些民族相对聚居的行政村,如通路、通水、通电、学校建设和医疗设施建设等,这些项目虽然是针对某些民族群体而设计的,但建设成功后当地各民族群众都能受益,这样就可以把民族发展与地区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些项目的实施,应该主要投向这些民族高度聚居的自然村寨,如民房改造,基本农田建设、饮水工程等,这样的项目针对民族群

体的特性要更强一些。还有一些项目是针对个人的;如对寄宿制学校学生的生活补助,应该主要面对某些特定民族的学生,但同在一个学校的贫困学生,只给这个民族的学生不给那个民族的学生也不合适,因此在执行时,要选择合适的学校,如这些人口较少民族要占较大比例等等,执行时对其他民族的学生也给予适当照顾。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项目实行办法。

为了提高效益,要加强项目的领导和管理工作。一是明确责任,分级责任。应该由中央有关部门组成领导小组,负责规划的审定、中央资金的筹措、以及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工作。有关省区计委、财政、扶贫办、教育、卫生、交通、文化、民委等部门负责本地发展规划的制定、地方资金的筹措及项目实施和协调工作。二是搞好规划和论证。要建立分地区、分民族的项目库,并有专人负责。还可采取委托实施的办法,由相关专业部门承担项目建设任务。三是搞好示范和培训。可选择若干乡村进行试点,通过试点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对于生活在极端贫困、落后状态中的群众,不但要教会他们生产,还要教会他们生活。

(二)系列丛书

有关22个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研究丛书形式的成果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刘永佶

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经济村庄调查丛书》。该项调查已经全部覆盖22个人口较少民族,该丛书系列研究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张丽君教授主编的《乌鲁布铁—讷尔克气猎民村调查》(鄂伦春族,2008)和《乌珠牛录村调查》(锡伯族,2010);李澜教授主编的《波川村调查》(毛南族,2010);冯彦明教授主编的《牛窝子村调查》(普米族,2010);党秀云、周晓丽教授主编的《南桑村调查》(德昂族,2009);黄健英教授主编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新村调查》(鄂温克族,2008)以及青觉教授主编的《恩和村调查》(俄罗斯族,2008)等。

1. 鄂伦春族

中央民族大学张丽君教授主编的《乌鲁布铁—讷尔克气猎民村调查》(鄂伦春族,2008)研究指出: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因国家在鄂伦春族地区推行的相关经济政策,而引起了鄂伦春民族社会在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方面演进。乌讷猎民村作为鄂伦春族聚居的较大村庄,在一定程度上,与整个鄂伦春民族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休戚相关,生生相息。转型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要通过完全的制度替换和建立新型的经济关系来废除以前的制度。乌讷猎民村自19xx年建村以来,鄂伦春族一方面从传统的狩猎经济到合作经济,再从集体经济发展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转型的概念上来说,鄂伦春族已经完成了经济转型。

但另一方面,由于鄂伦春民族经济是随着历史发展演进和不断变化的,在从基于国家调控下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过程中,鄂伦春民族经济发展的重点是改革,而改革的焦点集中于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因此,从改革的意义上来说,鄂伦春民族经济仍然处于转型期,也将仍然处于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鄂伦春族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宏观调控下,猎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自19xx年“禁猎转产”以后,鄂伦春民族经济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但进入21世纪以后,鄂伦春民族经济转型迄今为止的转型结果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民族能够在转型过程中获得成功的经济增长,而作为较少民族之一的鄂伦春民族则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经济缓慢增长,甚至衰退的迹象?

以乌讷猎民村为例,曾经以狩猎经济为主,采集、捕鱼、手工业为辅的民族经济类型中,狩猎经济已经留给了身后的历史,而后三者经济类型也正逐渐消退。目前,以农牧业为主的乌讷猎民村经济发展缓慢,猎民生活水平依然很低。这不仅是转型国家中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是鄂伦春民族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乌讷猎民村经济发展问题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该书提出了乌讷猎民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① 走新猎村建设之路,巩固和壮大集

体经济;② 走农牧业产业化发展之路,立足资源优势确立主导产业;③ 合理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探索和发展特色产业;④ 保障猎民劳动有业可就,实现猎民村劳动力转移 ;⑤ 兴办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猎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⑥ 完善领导包村工作责任制,落实国家经济扶持政策。

2. 鄂温克族

中央民族大学黄健英教授主编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新村调查》(鄂温克族,2008)研究指出:历史上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祖先几度迁徙,18世纪初期,生活在外贝加尔湖沿岸和西伯利亚勒拿河流域的鄂温克猎民先祖经过长途跋涉,迁徙到大兴安岭这块山高林密、水草丰美、野兽出没频繁的地方。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过着吃兽肉、衣兽皮的渔猎生活,驯鹿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蓝天作被地当床,北风为邻兽为伴”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落后的生产方式维持着简单的自给不足的再生产,天灾、人祸、疾病、战乱,敖鲁古雅使鹿部生活在极度困境之中,濒临在死亡线上。新中国成立时,使鹿部鄂温克族仅剩136人,驯鹿也仅存400多头。新中国成立后,结束了敖鲁古雅使鹿部餐风露宿、漂泊不定的生活。20xx年8月使鹿鄂温克猎民在政府组织下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三次搬迁定居。迁居新址位于根河市郊4公里处,即现在的猎民新村,新村有居民61户,230多人,以鄂温克族家庭为主体,还有一些是不同民族通婚组

成的家庭,但一般夫妻一方是鄂温克族,子女是鄂温克族。

由于历史上分布的特殊性,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狩猎鄂温克人的重视,自19xx年成立奇乾人民公社,尤其是19xx年实现定居,成立敖古雅鄂温克族乡以来,他们的行政隶属关系虽然经过一些调整,但基本以生活在大兴安岭北端的鄂温克族为主。也就是说敖乡的成立就是基于当时鄂温克族猎民的具体情况,而且自成立之日起,其管理体制和隶属关系与其他地区不同,一直是一个乡村合一的体制,即行政级别上是乡级组织,但其管理和服务的主体是鄂温克猎民。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前身是成立于19xx年的奇乾人民公社,位于中俄边境地区。19xx年迁移到敖鲁古雅河与激流河交界的敖鲁古雅,开始定居生活,属于乡级行政单位。但由于长期没有村级组织机构,各村之间没有严格的行政区划,依靠各农场、林场属地管理,存在着林地之间的管理矛盾,耕地和草场均属于林业系统直接管理,所以敖乡的行政管理体制实际上是一个乡村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搬迁到现在的新址后虽拟成立四个行政村——孟库依村、齐斯毛斯克村、毛力克村、伊力古力村,直到20xx年7月我们调研时,还没有建立相应的村级组织,仍是乡村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

3. 俄罗斯族

中央民族大学青觉教授主编的《恩和村调查》(俄罗斯族,2008)研究指出: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恩和村农业自

身的弱质性,使农业发展越来越受到要素使用效率低下所导致的供给不足的制约。解决土地、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主要生产要素的供求矛盾,必须改变要素供给的路径选择。

额尔古纳市在管理体制上存在严重的条块分割现象,形成地方、莫尔道嘎林业局、6个国营农牧场三大经济体系,制约着额尔古纳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地区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恩和村又是海拉尔农垦最边远的农场,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缺少扶持和倾斜。

此外,企业在过去实行社会化管理,学校、卫生院、扶贫、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全由企业包揽,负担过重;企业自身又是政府型结构,场部、党委、团委、妇联、工会、武装干事、民兵连,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直接从事一线生产的人员少,而非生产性人员却很多。

地处高寒地区,位臵偏远,交通不便,生产生活成本高,农作物极易遭受霜冻灾害。农业种植结构单一,产品质量不高,市场竞争力弱。同时有80%的耕地受到赖皮草的侵害,土地贫瘠板结,农业年年广种薄收。

19xx年后,受粮食政策的影响,牧场的粮食销路不畅,积压贱卖,造成亏损,同时企业的职工下岗分流也是困难重重。

从19xx年至20xx年恩和农场共贷款5820.9万元,到目前累计偿还5420.5万元,其中本金2770.5万元、利息2650

万元,20xx年又还息260万元,现还欠银行本金3128.4万元(欠管理局23.4万元)、欠息674万元。到20xx年底,全场总资产6739万元,总负债5923万元。沉重的债务负担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每年仅还息一项就需300多万元。牧场每年的收入用来还欠数额并不少,但更多的钱是还了利息。

建议国家从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角度给予政策支持,免除企业历史债务。企业沉重的历史债务,使企业寸步难行,也导致了俄罗斯族职工群众生活贫困。20xx年恩和村农牧场实行属地管理后,市委市政府在政策上、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减轻了企业负担,促进了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同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发展第二、三产业,加强少数民族职工培训,为边境生产队架通电话机、有线电视、通讯,改善医疗卫生等职工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边境少数民族综合素质。如果债务得不到豁免,企业仍将背着沉重的债务从事生产经营,生产成本高,必然导致职工分配少,俄罗斯族职工的生活条件、就医、子女上学等在短时间内将难以得到改善。

目前,恩和村农牧场每年平均还贷达百万元,年平均付息近300万元,仅有的一点收入全部用于还贷付息,谈不上自身建设,更谈不上发展。因此,请求国家借助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之机,首先实现停息挂贷,以解决当前严重制约

恩和村俄罗斯族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债务。

恩和村牧场从长远看,农民的逐步减少是大势所趋,其贡献不仅仅在于农民增收,而且对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实现小康目标也具有深远意义。但也应该看到,大量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后给农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一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相对偏低,接受新观念、新思想比较慢,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意愿不强,而且随着子女在经济上的逐步独立,其家庭经济压力随之减轻,对土地的依赖性也随之减弱,因而他们更多地从解决温饱角度来安排农业生产。

农业的低效益、高风险注定其难以受到资本的青睐。在缺乏政策干预的情况下,社会资金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不可避免,农场人挣钱后到市里买房、投资的大有人在,由此造成了农村和农业的“失血”。在信贷资金方面,目前商业银行已从市级以下逐渐撤出,保留的部分市级机构也随着贷款审批权的上收,实际上成了“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资产质量低下,金融产品单一和服务滞后,加之农业贷款的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其资金使用的非农化倾向明显,难以满足农业需求;邮政储蓄具有点多面广的优势,并且只存不贷,名副其实地成了农村资金外流的“抽水机”。由此可见,农村信用社组织的存款只有少部分投放在农村,而直接投向农业的更少,致使农村本来就非常稀缺的

金融资源大量流失,削弱了农业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在农民的现金支出结构中,教育和医疗支出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中中等以上教育的投入主要是为城市和工商业培养人才,因而这种金融资源流失实际上是农村人才和资本的双重流失。

4. 德昂族

中央民族大学党秀云、周晓丽教授主编的《南桑村调查》(德昂族,2009)研究指出:从南桑村近年的发展实践来看,村里虽然已经在传统种植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其分散、弱小的生产经营方式仍然难以适应现代化、市场化、集约化、高效化和信息化的农业发展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分散经营的农户生产规模小、资金技术力量弱,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打破传统格局,推动土地规模经营,实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已是加快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当务之急。而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决定了建立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必要性。

现在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在不断提高,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此时农民一家一户的小生产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国内外大市场,只有走互助合作、联合的道路,才能增强抗风险能力,维护共同利益,有效地解决政府“统”不了、单家独户“干”不了的难题,才能实现增收,促进农

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发展。合作社是一种非常精致的农民组织结构。合作社对内是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自我服务的组织,通过社员之间的联合形成一定的生产计划性,在生产力范畴的规模、布局、结构和时序等方面取得经济效益。合作社对外是一个企业,因为一致对外,在谈判方面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坚持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在生产、流通、加工等环节把农户组织起来,以规模化的方式进入市场,成为联系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平台和最佳纽带。通过合作社可以有效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不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从更高层次、更大范围进入市场,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小群体与大规模的有机整合,进而实现农业的科学化、专业化和现代化。此外,农民合作社作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能够成为企业和农户之间有效联系的纽带,并在构建“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基地+农户”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产业化格局和利益联结机制中发挥无以替代的作用,很好地协调和平衡农企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加速实现农村经济产业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农民作为分散、弱小的生产者,在市场上经常处于竞争的被动地位,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任由中间商盘剥。南桑村的家庭式生产也必然会导致当地的农民在销售农产品时面临这种问题。因此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农民就需要联合起来,办起自我服务的

农村合作社。

总之,通过组建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吸纳土地、资金、技术等入股,有效整合各类生产要素,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前提,加速推进农业水利化、机械化、标准化、产业化进程,是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最有效、最彻底的方式和途径。

5. 毛南族

中央民族大学李澜教授的《波川村调查》(毛南族,2010)研究指出:从《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的发展目标来看,以波川村为代表的毛南族聚居村庄的建设成就是极为可喜的,其发展基本实现了《规划》的目标要求。这是我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帮助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走上共同富裕道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效实施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少数民族人民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和发展力的真实写照。发展的现实毋容臵疑,波川村摆脱自然条件的约束性,实现脱贫致富的积极实践是具有创造性的,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其发展中的经验和面临的新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深入研究。

第一,少数民族石山地区自然条件的制约效应很强,“靠天吃饭”仍然是依靠传统农业摆脱贫困的最大障碍。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大多地处边境地区和偏远地区,人口聚居于以乡、行政村为单位的农村社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纵向比较,这些民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和地

位,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横向比较,由于经济发展起步慢、基础差,社会发育程度低,加之山高地远、自然条件恶劣的限制性,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普遍相对较为落后,生产生活面临诸多困难,贫困问题较为突出。以毛南族为代表的西南石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尤为集中地反映了上述一系列问题。尽管波川村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努力目前已基本脱贫,农民的发展突破了当地自然条件的局限:一是农村经济发展突破了对传统耕作农业的依赖,初具雏形的商品化、产业化农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二是农民收入来源突破了对传统农业的依赖,务工、开矿场、搞建筑、做买卖等成为农民致富的“财源”。但是,客观现实在于,这种“突破”还处于“示范”阶段,传统农业仍然是当地农民生活的普遍依靠,特别是在那些与波川村相较更偏远、交通不畅、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村落,传统农业一方面缺乏农业基础设施的支撑,只能“靠天吃饭”;另一方面作为农民的全部依靠,缺乏替代产业的支持,艰难地承担着改变农村贫困状况的重任。

第二,“靠山吃山”的自然资源开发优势与应对“石漠化”的生态建设压力成为石山地区少数民族农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矛盾。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推进,波川村为了解决传统农业发

展严重受制于耕地资源不足以及传统农业经济效益较差的问题,曾通过开荒种地、砍樵伐林、采石挖矿等方式,充分利用山地资源发展乡村经济、提高农民的现实收入。尽管“靠山吃山”的开发实践的确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收益变化,但却对地表植被破坏严重,削弱了地表水源涵养和调蓄能力。近些年来,波川村由于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具有类似荒漠化景观,以岩石裸露为特征的土地退化现象,即“石漠化”现象逐年加重,严重的村屯甚至陷于土地生产能力下降,可利用土地减少,最终“无地可种、无水可饮、无柴可烧”的被动境地,一部分农民不得不为了寻求基本生存条件而背井离乡,或者接受政府的扶贫帮助进行移民搬迁。现今,出于加强生态建设,保护珠江流域黔江干流重要生态屏障的战略实施,亦为了解决石漠化给石山地区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压力,波川村已在上级林业部门的指导下全面展开了退耕还林、封山育林以及防护林建设等工作。从长远来看,这一系列生态建设工作的有效展开毫无疑问将为改变“石漠化”的被动环境创造有利的生态条件,利于后代子孙的更好生活,但当代人发展所受到的人为限制显然是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类似波川村的石山地区农村在没有其他可替代资源而仅有有限的山地资源条件下,单纯依靠积累不足的集体农村经济和微薄的个体农户家底是难以应对牺牲开发而成就生态建设的发展压力的。

第三,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生活环境得到了很大程度地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日益为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所渗透,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波川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实现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各种促进人员流动、物质流动和信息流动的条件改善,日益满足了山乡农民的生产生活发展需要。例如,“村村通”工程完成建设后,不仅绝大多数农户都安装了固定电话,而且村里还安装了移动电话的信号发射台,使手机信号基本覆盖了整个山乡;村庄网络建设则将山乡与全国、与世界连接起来,村民们能够及时有效的获得各种农业、农技、农产品市场信息,并且可以足不出户,遍知天下事;??同时,搭载着现代交通工具,借助县乡两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搭建的“劳务输出平台”,越来越多的毛南族农民走出山乡、进入城市、闯入非农产业领域。外部世界各种强劲的冲击力和影响力, 使得农民的思维方式在变、行为方式在变。我们必须客观地肯定,毛南山乡在进步、在发展,但这种进步和发展也许更多地刻画着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发展烙印,就连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并行的乡风建设也无不以现代工业文明为标志,而那具有久远历史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却日行渐远。调研中,我们为山乡农民接受工业化、城市化洗礼之后的变化而动容,然而,更不免感叹毛南族文化的传承乏力。实际上,村里续延

文化之脉的重任现在主要担在了那些八旬、七旬的老翁、老妪身上,也惟有他们还在执着地以最淳朴的感情,以心声、以技艺传唱着、颂扬着、承继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第四,特色农业产业化是石山地区人口较少民族突破传统农业发展的限制性,推进贫困地区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可行之路。从发展条件而论,石山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诸多不利,很难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论及其发展的自然禀赋优势,不仅不存在绝对优势,就是比较优势也微乎其微;加之,人口较少民族不仅在人口规模上数量偏少,而且长期的历史性欠账导致其人口质量上投入严重不足。因此,石山地区人口较少民族要摆脱贫困、突破传统农业发展的制约性难度特别大。生活于重峦叠嶂间的波川村毛南族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坚持以科技为先导,合理配臵各种生产要素,通过调整传统农业结构,充分发挥传统特色种养的经营优势,利用本村的优势资源,推动了以下南菜牛产业化为主导的特色农业产业化开发,在种草养牛、种桑养蚕、糖蔗种植的产业开发中均取得了较大发展,带动了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成长,类似菜牛养殖示范户谭成语、菜牛香猪兼营户谭孟行、种桑养蚕发展户谭华义等这类农户,均在各自的特色种养中摆脱了土地的制约性影响,使得传统农业发展变被动为主动,实现了家庭的脱贫致富。毋容臵疑,波川村农民在推进特色农业发展的积极实践中,切实有效地探索了一条既体

现石山地区传统农业生产特色,又适应市场需求的致富之路。

第五,在市场体制之下,以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提高农民自身发展的主动性和行动力为目标,政策性扶贫的项目推进对少数民族摆脱贫困具有很强的拉动力。解决人口较少民族贫困问题是“十一五规划”期间的重大问题,波川村近些年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首先得益于政府组织的项目推进,其一是以20xx年国家民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编制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xx年)》为指导,波川村所在的下南乡人民政府根据县委县政府的规划要求,制定了《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口较少民族(毛南族)农村发展规划》,该规划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发、社会事业、科技推广和劳动力素质培训等为重点,侧重解决制约毛南族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其二是以发达省份对口帮扶形式为代表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模式,这类政府推动的扶贫模式具有针对性地提供支援资金、捐建希望小学、修建人畜饮水工程、修建公路、组织劳务输出等等,使波川村各村屯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其次得益于瞄准贫困群体的世界银行参与式扶贫项目的推广,这类项目的有效实施不仅进一步推动了村里扶贫工作的开展,而且较好地激发了贫困群体主动参与扶贫工作的积极性。从总体实施效果来看,政府组织的扶

贫项目涉及面较广,对改变少数民族整体性贫困现状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以优胜劣汰为基本特征的激烈市场竞争中,保护并增强弱势群体的发展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性亦惟有政府的力量可以实现之。

第六,在基本脱贫目标实现后,农村“贫富两极分化”日渐突出,不仅表现于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而且更为严重地体现在农民之间因发展实力差距所导致的发展机会不均上,这将使得人口较少民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度加大。通过田野调查和一定数量的问卷数据分析,我们固然欣喜于毛南族山乡—波川村基本脱贫的发展成绩,也切实感受到了村民们生产生活的现代变化,但是脱贫并转而致富的现实并未令人止于对发展的担忧。因为正是反映致富现状的平均数据之下隐藏着发展失衡的大问题,一是表现为收入的巨大落差,在122个接受问卷访谈的农户中,户均年收入最高超过50万元者为2户,仅占调研农户的1.6%,而户均年收入最低在5000元以下者则有7户,占调研农户的5.7%,两类农户收入差距超过100:1;二是表现为家庭财富差距所引致的发展实力差距,以波川村这些年在增收致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非农产业活动—村庄民居建筑和乡村建设工程为例,尽管农民们都知道从事这类行业的效益颇丰,但绝大多数农民,包括身怀技艺的农民,往往都因为缺乏“启动资金”或者“项目保证金”而只能以从事简单体力劳动为主。调研中,

一位村里有10多年从事建筑工作经历的农民感叹,如果有资金的话,早就可以承包工程而多挣几倍钱了。这种直接由财富积累多寡所显示的发展实力差距而导致的发展机会不均,使得山乡农民在脱贫致富的发展进程中,一方面存在贫者发展实力不足→发展机会缺失、发展空间受限→发展差距拉大(更贫)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又同时存在富者发展实力强→发展机会多、发展空间大→更具有发展实力(更富)的良性循环,由此恰恰诠释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经济效应。对照《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中的发展目标,人口较少民族在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达到当地中等或以上水平后,要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我们深深地感到毛南山乡在未来的发展中不得不面对更严峻的新挑战!

6. 锡伯族

中央民族大学张丽君教授主编的《乌珠牛录村调查》(锡伯族,2010)研究指出:尽管乌珠牛录村位于伊犁河流域沿岸,但农业用水不足仍然是阻碍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最大问题。乌珠牛录村的农业用水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通过察布查尔大渠引伊犁河水进行农田的灌溉,二是通过高山冰雪融水灌溉农田。乌珠牛录村的责任田大部分位于村庄的下方位,靠近察布查尔大渠,可以通过察布查尔大渠的渠水进行农业灌溉。但是由于察布查尔大渠沿线还有许多其他村落,

也需要察布查尔大渠的渠水进行农业生产和满足生活用水的需要,而乌珠牛录村处于察布查尔大渠的下游,随着沿岸各个村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加之村民对水资源的合理使用和保护意识不够,使得近些年来流到下游的察布查尔大渠水越来越少,严重时甚至出现了渠水枯竭的情况。而乌珠牛录村的另外一部分农田位于村庄的上方位,高山脚下,这些农田多数为承包地,依靠高山上的冰雪融水来补给。近些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异常,使得冰雪融水很不稳定,连续几年出现了农作物生长所需水分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长出的幼苗或即将结出果实的植株由于缺水而枯死。这样,不仅之前的辛苦付出没有取得任何收益,就连用于承包土地的本金也无法收回,严重地影响了村民们的农业收入,同时对第二年的再次投入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信息不对称是困扰乌珠牛录村村民致富的又一大困难。乌珠牛录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是农业,农产品的收成及销售价格的高低决定着大部分村民的收入状况,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关系到第二年可以投入成本的多少。由于气候变化异常,严重影响了乌珠牛录村农产品的收成,对村民们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取得收成的农产品销路是否顺畅、价格是否合理,对村民们的收入影响就显得更加突出。随着农业市场经济化发展,尽管村干部在农产品的销路及销售价格方面为村民们做了准备与辅

助工作,但是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信息不对称已经成为制约乌珠牛录村农业发展,影响村民们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以20xx年乌珠牛录村红花种植为例,当年红花种植面积很小,市场需求量远远大于红花产量,使得红花的价格大大提高,种植红花的农户取得了很高的收入;在经济利益的趋使下,第二年许多农户也选择种植红花, 造成了20xx年乌珠牛录村红花种植面积提高了许多,产量增加的同时也使得市场上的红花供应量超出了市场需求量,红花的收购价格降低了许多,这也使得村民们的收入降低了很多。可见,市场信息不对称,使得农民们的生产与销路不能得到很好的把握,对乌珠牛录村农业的顺利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此外,乌珠牛录村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仍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一方面,应通过增加教育投入等方式来提高乌珠牛录村村民的文化水平,虽然相比于周边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乌珠牛录村的锡伯族村民的受教育程度较为理想,但在具体的农业生产生活中,特别是在农业新技术方面村民们学习起来仍觉得比较吃力,即使是农技站的技术人员进行讲解,也不能完全的理解和消化,这对于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与品质是很不利的。另一方面,乌珠牛录村的农业生产设施中,科技水平仍比较落后,如滴灌技术在乌珠牛录村中还没有广泛推广,生产出的农产品的附加值也比较低,乌珠牛录村村民们

的增收空间十分有限。

针对种植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乌珠牛录村应尝试以下措施进行解决:首先,建立多元水利投资机制,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虽然近些年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都逐年增加,但就目前状况来看,乌珠牛录村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够完善,农业生产及生活用于还不能得到满足,即使是与周边村落相比,乌珠牛录村的用水条件也相对困难。由于水资源不足,乌珠牛录村几乎没有水稻种植,而相比于其他农作物,种植水稻的收入要高很多。可见,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促进乌珠牛录村农业的发展也是大有益处的。20xx年以来,乌珠牛录村的领导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着手修建村里的南大渠,这条渠建成后将会大大缓解乌珠牛录村的农业用水条件,特别是对位于乌珠牛录村上方位依赖冰雪融水进行灌溉的农田用水起到很大的补充作用。与此同时,由于乌珠牛录村的建设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水利设施建设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此,为了减轻政府投入的压力,乌珠牛录村应该尝试建立多元的水利投资机制,多方筹措资金,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好不久前国家出台的各省市对口援疆政策,抓住发展机遇,尽快完善乌珠牛录村的水利基础建设条件,为乌珠牛录村农业的发展铺平道路。

其次,强与其他村落的沟通,共同提高村民的节约用水

意识。乌珠牛录村的用水条件困难,有一部分是由位于察布查尔渠上游村落不能合理有效利用渠水造成的。由于乌珠牛录村位于察布查尔渠的下游,相比于位于察布查尔渠上游的村落,流到下游的水已经明显减少,加之上游村落的村民合理利用及保护水资源的意识较差,有相当一部分水源被浪费掉,因此,加强与察布查尔大渠沿岸其他村落的沟通,逐步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合理设定水坝的高度,实施必要的水资源拦截工程,让察布查尔渠的渠水能更多地从上游流到下游,以便尽可能地满足乌珠牛录村农业的用水需求是很有必要的。同时,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实现人与水的和谐,保护水资源,帮助村民树立节约用水的意识也很关键。

再次,乌珠牛录村可以通过尝试建立专门从事农产品销售的销售公司的方式来解决农产品销路及市场需求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农产品销售公司具有集中农产品的能力,这就使得对农产品进行保鲜和加工等增殖服务成为可能,为乌珠牛录村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销售公司专职从事销售,能够对市场信息进行有效分析、预测,集中精力做好销售工作。在农户与公司的合作方面,农户和公司之间可以由契约界定,也可以是单纯的买卖关系,销售公司先从农户手中收购产品,然后外销。这种销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让农户可以专心搞好生产,不用为农产品的销路和价格担

忧。

最后,乌珠牛录村要加大农业科技推广的力度,多开展如“科技之冬”等相关活动,逐渐提高村民们应用农业科技的能力,使村民们愿意并有能力接受新品种、新技术,通过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来切实地提高村民们的农业收入。

7. 普米族

中央民族大学冯彦明教授主编的《牛窝子村调查》(普米族,2010)研究指出:牛窝子村普米族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产业化发展层次低,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牛窝子村是以培育种植业和初级加工产品为主,产业链短,资源利用率低,增值潜力未能充分挖掘。产业发育不充分,科技含量低,新产品开发能力弱。

第二,缺乏名牌产品,且种植面积分散、零散、不连片,产品市场流通没有实现规模、效益和质量的显著提升,种植品种混杂,规模化和规范化种植程度低,资金投入和科技投入少,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农民增收难、增收慢。农民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科技种植的理念还不强,产业化水平不高,农民从产业中获得的纯收入相对较少。

第三,村民投入有限,发展资金严重不足。近年来政府对牛窝子村种植业的投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由于基数低,与需求的差距仍然很大,财政对种植业的投入比重小,投资渠道单一,政府财政无力匹配相应的配套资金,因受资

金、设备、人才等条件的限制,难以正常开展试验、示范、推广和科普宣传、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工作 。

第四,牛窝子村存在特殊问题是地处高寒山区,土壤贫瘠,果园立地条件差,土地改造难度大。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滞后,很多果园不通公路,生产灌溉相当困难。生产资金和工作经费严重缺乏,制约了种植业的快速发展。

第五,宁蒗县里龙头企业和专业协会的辐射带动能力有限。龙头存在经营资金缺乏、经营项目单一、经营规模较小、经营效益不高、产销脱节的现象,“龙头”的带动作用不强,缺乏市场竞争力。专业协会数量少,合作程度不高,涉及面小,带动作用有限,市场开拓力度不够。

针对这些问题,该书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有:第一,理顺产业管理机构,改革多头管理的现象。在牛窝子村或新营盘乡应设立一个综合性的主管种植业机构,以便更好地与上级政府衔接和联系。

第二,牛窝子村要明确本村的主导产业。比如,药木瓜和核桃适应在全县种植,且市场前景好,应大力推广种植;苹果则属于新营盘乡的“专利”,因为从全县情况来看,只适合在新营盘乡种植。总之,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明确本村的主导产业。

第三,科学规划,加强培训。在调查研究牛窝子村种植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编制种植建设规划,并细

化具体产业规划及项目规划。加强技术力量培训,开展种植技术、经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培训。采取印发科技资料、举办种植培训班、组织参观学习等方式对育苗、嫁接、移栽和管理等技术环节进行培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产业科技推广体系和质量技术监督体系,充分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把各种种植业适用技术送到广大林农手中。

第四,加大投入。种植业发展的主体是广大农民,要动员农民加大种植业的劳动力投入和自筹资金的投入,上一级政府财政可以安排必要的资金和发展种植业项目贷款贴息资金,并牵头整合农业、畜牧、水利、农业资源,综合扶贫、民政、科技资金,最终根据部门工作的相关特点加大对种植业建设的投入。

第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要把扶持种植业作为信贷投放的重点之一,金融机构要创新信贷品种,改进金融服务,对符合条件的种植业龙头企业和发展项目,采取小额扶贫贴息贷款、专项资金贷款等方式,加大有效信贷投入。要创新种植业贷款模式,积极开办林业抵押贷款。国家、省下达到宁蒗县林业贴息贷款项目、农业综合开展林业项目等投资,主要用于种植业的发展,财政部门要按规定落实好贴息和配套资金。

第六,进一步扶持专业技术协会,大力培植和引进种植业中的龙头企业。要积极引导果品生产大户、销售大户、农

民经纪人、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各级干部领办、创办的专业技术协会和龙头企业。根据“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引导其发展,帮助建立规范的章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创造支持其发展的良好氛围和舆论环境,推广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及时解决生产和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七,实施名牌带动战略。通过创建品牌,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促进产业效益的提高。品牌是广告,品牌是旗臶,品牌是效益。“小凉山”苹果、“女儿珍”果脯是随着宁蒗生态果产业发展而创建出来的品牌。牛窝子村要进一步稳定基地面积,更换老化、劣杂品种。狠抓生产技术措施,解决生产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努力提高果品的商品性状,要制定适当的水果等级标准和收购标准。打通产品销路,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创建品牌、维护品牌,可以进一步促进生产效益的提高。以名牌产品带动产业发展,积极培育以核桃为主的名、优、特、新产品,打造一批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名牌产品,增强产业竞争力。

第八,完善科技支撑体系,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保证产业健康发展。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抓好科技队伍建设,加大农业科技的推广、普及工作,提高人的科技意识和科技水平,扩大科技网络的覆盖面。加强从事课题、项目研究和进行成熟成果的推广应用,还需要一部分思想活跃、有开拓进取精神的科技人员创办龙头企业或生产基

地,直接参与农业产业化开发。

此外,较有影响力的丛书形式成果还有云南大学高发元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中关于22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的系列研究成果。该丛书前言认为,19xx年至19xx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调查的愿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

深入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多。

这套丛书内容以全面为主要特色,从被调查民族村寨所在地的概况与历史、生态环境、人口、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婚姻家庭、科技卫生、生活方式、文化、民俗、宗教、艺术、语言等均有涉及,较为全面地刻画出21世纪10年代22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

二、22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理论问题研究

近十年来,有关22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专题研究报告、学位论文,理论文章与著作几大类别。

(一)研究报告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报告有:国家民委李钟协、袁彦撰

写的《繁荣与进步:人口较少民族整体脱贫研究》和国家民委文宣司委托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张海洋教授撰写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调研报告》。

1. 繁荣与进步:人口较少民族整体脱贫研究

国家民委李钟协、袁彦撰写的《繁荣与进步:人口较少民族整体脱贫研究》以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中最突出和普遍的贫困问题为研究对象,剖析了人口较少民族贫困的特点和原因。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人口较少民族的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绩,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大大加快。但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这些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收入依然很低,生产生活条件还很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薄弱,还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仍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房不避风雨”的生活。

第一,贫困现状

(1)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在22个民族中,除个别民族如俄罗斯族、高山族、京族、裕固族等,其余民族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解决温饱。据国家民委扶贫办贫困摸底调查统计,22个民族中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13.7万人,占22个民族总人口的26.0%,贫困发生率达31.4%。

西藏的门巴族、珞巴族,云南的怒族、独龙族、德昂族、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新疆的塔吉克族,内蒙的鄂温克族等,贫困发生率在30%以上,其中怒族、门巴族、独龙族、珞巴族、鄂温克族的贫困发生率在50%以上。分布在青海、甘肃的撒拉族、保安族,贵州、广西的毛南族,内蒙古、黑龙江的鄂伦春族、赫哲族,云南的基诺族等,贫困发生率在10%—30%之间(参见表九、表十)。据调查,云南省的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等7个民族,贫困人口近8万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217元至856元之间,年人均口粮在300公斤以下,最低的只有172公斤,相当部分人口还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房不避风雨”的生活。据中国人口较少民族课题组实地调查,19xx年甘肃积石山县保安族聚居的5个行政村1563户中年人均收入300元以下的占21%;云南潞西市三台山德昂族乡贫困人口为2300人,占该乡德昂族总人口的63%;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贫困发生率达52%;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农民人均收入477元,低于温饱水平(670元),有75%的群众生活在温饱线以下。

(2)巩固温饱任务重、压力大。一是解决温饱不稳定。人口较少民族温饱标准普遍很低,群众越温水平也比较低,而且一部分是“靠天”解决温饱,极易返贫。平常年景返

贫率多在15%以上,灾年有些地方高达30%以上,“丰年越温,灾年返贫”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二是容易出现新的贫困人口。人口较少民族农村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大多较低,除京族和高山族等民族外,其他民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多基本处于温饱线上。目前大部分人口较少民族仍缺乏稳定的增收途径,靠外出打工的群众收入极不稳定,一些地方虽有不少种养业项目,但特色不突出,缺乏竞争力,农民增收难,发展后劲不足,遇到自然灾害或市场变化极易出现新的贫困人口。

(3)基础设施“瓶颈”制约等突出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基础设施薄弱,社会公共服务条件差,行路难、用电难、人畜饮水难、收听(看)广播(电视)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仍比较普遍。据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研究课题组实地调查,目前这些民族居住地方通车率为40%,许多地方乡与行政村之间,行政村与自然村之间不通公路,已通公路的基本是“晴通雨雪不通”。东北边境地区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等民族所在的县、乡,基础设施建设至今还停留在50年代的水平。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还有50%的嘎查通车有困难,有36%的嘎查没有通电,有66%的嘎查所在地没有通电话,多数嘎查不通邮,一些嘎查不通广播电视。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尚有3个乡25个村不通公路,4个乡30个村

不通电,6个乡20个村不通电话和邮政,1.2万人、4万头(只)牲畜的饮水问题没有解决。新疆木垒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族乡有54%的牧民尚未定居。怒族聚居的云南三个县5个乡镇,绝大多数村社没有通公路,约有40%的怒族没有解决饮水问题,有25%没有解决用电问题,有15%住在茅草房,有50%仍人畜混居。此外,医疗卫生条件简陋,少数民族群众生病得不到及时治疗。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有66个行政村没有卫生所。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行政村卫生所只有听诊器、血压表等设备。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严重制约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

(4)基础教育落后,劳动者素质低,直接影响脱贫进程。农村基础教育薄弱,劳动者素质低是人口较少民族扶贫开发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制约扶贫开发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这些民族平均文盲率为42.31%,超过50%的有9个,有些接近80%。“八七” 计划以来,国家采取教育扶贫等措施,加大了对人口较少民族普及义务教育和培训的力度,但大多数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办学条件仍较差,师资缺乏,适龄儿童辍学、流失严重,劳动者素质低等状况仍没有大的改观。据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研究课题组调查,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较少民族没有完成“普六”任务。云南

布朗族聚居的布朗山至今没有一所中学,许多村寨连续几年没有中学毕业生。潞西市三台山德昂族乡能读到小学毕业的占70%,能读完初中的约30%。19xx年以来,德昂族学生没有一个考上高中或中专,青壮年文盲率达80%。独龙族农村人口中仍有89%是文盲。

(5)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自然环境恶劣,随着人口增长,对土地、草场、森林等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群众为了维持生活而乱开山地、草场过牧、砍伐森林的现象比较普遍。如黄河上游撒拉族、保安族聚居地区坡地开垦现象还很严重,云南边远山区还保留“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近几年,国家实行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这是解决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根本性措施,受到民族地区各族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但由于切断了生态保护区内部分农牧民传统收入渠道,新的生产门路又尚未形成,生态环境建设中出现部分人口较少民族群众减收、返贫等新问题。

第二,贫困特点

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具有不同于其它贫困地区的特点:

(1)整体性。所谓整体性,是指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与一般贫困地区的贫困有所不同,其贫困现象并非是某一些村寨或某一部分农牧户的局部性贫困,而是全民族的

普遍性、整体性贫困。在22个少数民族中,除个别民族如俄罗斯族、高山族、京族、裕固族等,其余民族贫困面较大。如怒族、门巴族、独龙族、珞巴族的贫困人口占本民族总人口50%以上,呈现全民族整体贫困。

(2)持续性。所谓持续性,是指这些民族的贫困并不是阶段性、暂时性贫困,而是整个民族发展历程中的相对持久性贫困。50年代以前,一些民族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处于原始社会残余形态阶段或奴隶社会阶段水平,生产力水平低,生产生活方式陈旧、落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建国后,这些民族中除个别民族及个别民族的部分人口在党和政府集约性强力投入的推动下,生活景观发生彻底改变外,其他民族多数还保留或遗留着较多传统的生活景观,仍处于贫困状态。

(3)极端性。所谓极端性,是指部分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状况比较严重,甚至难以满足最低生存需求,“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房不避风雨”。处于一种“自然环境极端险恶、社会环境极端封闭、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基础设施极端薄弱、科学文化极端贫乏、思想观念极端陈旧、行为方式极端保守、生活状况极端困苦的“原始贫困”状态”。

(4)综合性。所谓综合性,是指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而是包括健康贫困、文化贫困②② 王文长执笔:“部分少数民族的原始贫困问题研究”。

和精神贫困。经济上的贫困表现在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缺粮、缺水、缺生活必需品以及缺路、缺电、缺土等等。健康贫困表现在缺医疗设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短、死亡率高,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水平较低,出生缺陷发生率高,现残率高以及遗传性疾病和先天性智力低下的人口比例大等方面。文化贫困表现在缺广播电视、缺学校,受教育程度低,文盲、半文盲率高,文化素质低下,缺少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精神贫困表现在一些群众思想观念落后,缺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及积极向上的精神等。

第三,贫困原因

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是由一系列复杂、特殊的自然、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相互交织、强化的结果。

(1)历史原因。“历史上汉族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汉族统治阶级要么把少数民族同化,要么把少数民族挤到边疆和生产条件差的地区。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得不到发展,因而落后了”。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的不同社会阶段逐渐退于劣势地位,长期得不到发展,累积了矛盾和问题,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其贫困现象。

(2)自然条件原因。人口较少民族大多分布在深山、③③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xx年版第152页。

高山和高寒、干旱、荒漠等地区,自然条件差,生存环境恶劣,资源稀缺。如新疆、青海、甘肃的塔吉克、塔塔尔、乌孜别克、撒拉、保安、裕固等民族,分布在西北高寒阴湿和干旱荒漠地区,这些地区高寒缺氧、干旱缺水,草场“三化”严重,自然灾害频繁。云南的怒、独龙、布朗、德昂等民族聚居地山高沟深,生态环境恶劣,耕地稀少,土质极差,群众生产、生活十分艰难,有的甚至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加之长期以来受人口增长和不合理开发等影响,使本来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土层日趋瘠薄,土地“石化”和草地“三化”日益加剧,有些地方已无地可种、无牧可放,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日益突出的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严重制约着人口较少民族的脱贫进程。

(3)社会发育原因。一些人口较少民族是从原始社会残余形态阶段、奴隶制社会阶段和封建农奴制阶段,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原有社会形态遗留的影响仍不同程度存在。反映出生产生活方式的陈旧、落后,生产力水平低,社区经济生活的组织管理水平低,社区成员的科学文化素质低,对社区资源的动员能力和配臵效率低,对现代社会生活和外部市场的了解程度低等。甚至由于沿袭着与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观念和习惯,与现代社会的效率观念、生活方式形成巨大反差,显得格格不入。因

而表现出贫困人口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处于一种既不会生产也不会生活的“原始贫困”状态。解决这些民族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一般的扶贫措施难以奏效。

(4)政策执行原因。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扶持措施,帮助人口较少民族经济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但由于全国贫困面大、扶贫任务重,人口较少民族人口规模小、居住相对封闭等原因,再加上“我们过去工作上的某些失误”,在以往的扶贫开发和建设中这些民族的贫困等问题常被忽视、被掩盖,存在对这些民族发展研究不够、特殊照顾不够,照搬其它地区的经验、采取的措施针对性不强,政策上“一刀切”等问题,影响了人口较少民族的扶贫实效和发展。

因此,在新一轮扶贫开发中,要充分认识人口较少民族贫困问题的紧迫性、艰巨性、特殊性,因地制宜,因族举措,加快他们脱贫致富的步伐。

八十年代以来,党和政府针对农村贫困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标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自扶贫开发以来,特别是19xx年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人口较少民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央有关部④④ 李鹏:“抓好扶贫工作,促进少数民族发展进步”,《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xx年版第215页。

门和发达地区的大力支持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确保实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四,扶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

(1)贫困状况明显缓解,群众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实施“八七” 计划以来,大量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贫困状况明显缓解,部分人口较少民族整体基本解决温饱。通过扶贫开发,50年代初还处于原始公社阶段的基诺族人均收入达到1200元;赫哲族人均收入达到2293元,比19xx年增长2.7倍。世代捕鱼为生的京族成为“华夏人均收入第一族”,人均收入达4800多元。环江毛南族告别了“六面通风”的茅草房住上了稳固的瓦房,昔日游猎的鄂伦春猎民住进了社区化管理的猎民新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京族、赫哲族、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高山族、裕固族、塔塔尔族、基诺族等民族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2)贫困群众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田水利、草原建设、人畜饮水、农村电力、乡村道路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为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成果奠定了基础。云南布朗山布朗族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70%的村寨解决了人畜饮水,农业灌溉面积达到40%以上。青海循化撒拉族实现村村通电。甘肃肃南裕固族99%村通了电,75.3%村通了自来水。

(3)贫困地区综合经济实力有了较大增强,各项社会事业有所发展。“八七”计划期间是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些民族聚居地区经济总量普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地方财力有所增强,一批“种养加”等支柱产业初具规模,自我发展能力逐步增强。与此同时,基层组织建设、计划生育、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都有了长足进步。如贫困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卫生和办学条件明显改善,适龄儿童入学率有所增加,贫困群众科技文化素质有所提高等。

(4)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扶贫攻坚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且逐步改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贫困地区群众从扶贫开发中得到了实惠,从苦干中尝到了甜头,从变化中看到了希望。过去一些陈旧的观念和意识有了较大转变,商品观念、市场观念、科技观念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增强。

第五,走出了切合实际的扶贫开发路子

(1)扶贫工作实行党政一把手负责制。人口较少民族所在地区主要领导经常深入到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协调重大问题,从实际出发,制定和完善有关政策措施。各级领导都与贫困村建立扶贫联系点,实行定点、定对象、定时间、包解决温饱的“三定一包”制度,选派扶贫工作

队到贫困乡、村建立扶贫联系点,实行定点包村扶贫等。

(2)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通过加大对基本农田(草场)、水利、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鼓励和支持贫困农户投工投劳,改善贫困人口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解决温饱奠定基础。

(3)采取多种形式,确保扶贫到村入户。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扶贫攻坚以贫困村为主战场,始终坚持领导联系到村、对口帮扶到村、计划任务分解到村、资金安排到村。同时采取小额信贷到户、干部帮扶到户、异地安臵到户等措施,确保项目到户、服务到户、效益到户,使贫困户真正受益。

(4)以解决群众温饱为中心,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各人口较少民族所在地区以解决温饱为中心,立足本地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发展特色经济,开展多种经营,增加贫困群众的收入水平。如黑龙江省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引导和帮助赫哲族群众打破单一渔业生产的格局,“上岸科学种田”,发展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多种经济,取得显著成效。循化撒拉族通过大力发展以绒毛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提高了群众收入,加快了解决温饱、脱贫致富的步伐。

(5)走就地开发与异地开发相结合的路子。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都着力于发展贫困地区生产力,增强贫困

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对“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实行移民搬迁。如环江毛南族在搞好就地开发的同时,对自然条件特别恶劣、资源严重匮乏的贫困石山区特困户实行异地安臵,发展林果业,绝大多数搬迁户当年搬迁、当年开发、当年就解决了温饱。

(6)以科教为先导,努力提高贫困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人口较少民族坚持治穷与治愚相结合,经济开发与智力开发同步,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有效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稳定解决温饱奠定基础。各地普遍采取办班培训、现场观摩、科普宣传等形式,向农民传授新技术,提高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云南对人口较少民族实行免教科书费、免杂费、免文具费等“三免费”政策,提高人口较少民族学生寄宿制、半寄宿制生活补助标准,在昆明举办人口较少民族大中专班等,提高人口较少民族的素质。

(7)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各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普遍动员和组织党政机关、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各界开展了定点扶贫、对口帮扶、扶贫济困、智力支边、“光彩事业”等活动,帮助和支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建设与发展。

第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1)从政治的高度把扶贫开发摆上重要位臵。把扶贫开发摆上重要位臵,纳入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制定有利于贫困地区休养生息、解决温饱、加快发展的优惠政策,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增加扶贫投入。这是人口较少民族扶贫开发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

(2)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开发式扶贫。针对不同阶段人口较少民族贫困的特点,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以基本解决温饱为目标,以特定区域和特定人群作为工作的针对点进行“攻坚”。这是缓解和消除人口较少民族贫困的有效形式。

(3)分类指导,因族举措。针对不同民族的不同情况、不同条件,采取不同的扶持措施,因族举措,对症下药。这是人口较少民族扶贫开发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4)坚持国家扶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启动内在活力。在扶贫开发中,把着眼点放在充分调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上,不等不靠,苦干实干。这是人口较少民族摆脱贫困的决定因素。

2. 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调研报告

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张海洋教授撰写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调研报告》结合案例梳理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的地方经验、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该报告分析认为: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活力大大增强,这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恢复和保护带来新的生机。尽管由政府、

各界精英和商家主持的保护和恢复工作不一定能落实在聚居社区这一文化根本之上,但也足以给岌岌可危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注入些许活力。更重要的是,这些努力为人口较少民族今后的文化保护与发展探索出很多可资参考的路径,并延续了执行保护项目的人才香火。为了更好地推进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将有关经验按照从地方社区到各级政府的顺序总结如下:

1.通过社区学校传授民族语言

人口较少民族多半没有本民族自治地方,有自治地方者也仅聚居于数量有限的社区。聚居社区是保护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中坚。这些社区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例如可以利用跨界而居的优势,引进境外资源传授民族语言。目前,京族已经走出国门,延请境外同一民族师资开办民族语培训班。塔吉克族也利用本土人才引进传统的波斯文字进行扫盲,并针对手工艺品保护设立了妇女刺绣培训班。赫哲等语言濒危的人口较少民族也可借鉴这些经验,但首先要恢复本民族成员对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

2.调动传统文化资源重建精神社区

京、赫哲、普米等民族利用民族节日的凝聚力,用宗教仪式召回分散各地的族人回乡聚会。布朗族则用民族文化资源维护生态环境和开发绿色产品,表现出重建精神社区的极大能动性和潜力。

【案例1】普米族重建韩规教文化。韩规文化包括宗教经典、仪式、绘画、文学、舞蹈、工艺等。20xx年初,在胡镜明、胡文明和马红升等人倡导下,宁蒗县籍普米族干部与村民共同创办了韩规文化传习班,从滇川交界的木里县请来知名韩规,商定用六年的时间驻扎在牛窝子村悉心传授韩规文化。20xx年清明节,韩规迪吉偏初被请到牛窝子村收徒授业,迄今已招收三期传习班学员22人。他给每期学员制订了三年的学习计划:第一年教藏文;第二年学做一般道场仪式、捏面偶、习诵经书;第三年跳神、坐经、受戒、出师(四十九天面壁不见天日),主持大的道场。

【案例2】20xx年,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乡芒景村布朗族干部苏国文从县教育局退休。在他的倡导下,布朗族当年首次举行茶祖节。苏国文还在县乡政府支持下建盖哎冷寺,满足村民对祖先的拜祀和缅怀之心。苏国文的动机缘于社会现实。近年随着普洱茶价格暴涨,有些村民对古茶进行掠夺性采摘。苏国文和芒景村委会据此率先恢复祖先和茶魂祭祀。20xx年2月,芒景村成立古茶保护协会。苏国文等收集整理了传统茶文化资料,传承叭艾冷为族人留下的古训:“我要给你们留下牛马,怕遭自然灾害死光;要给你们留下金银财宝,你们也会吃光用光;就给你们留下茶树吧!让子孙后代取之不完、用之不竭。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不要乱砍乱摘,不要让火烧着茶树,要一代

传给一代,继承发展。”布朗青年的民族文化意识与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也与日俱增。20xx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芒景景迈开展“古茶的保护与发展”扶助项目,培训二十余名妇女骨干,学习传统歌舞布朗调和布朗民族服装制作等。村委会倡导全村集会穿戴民族服饰。20xx年,福特基金会在芒景景迈实施“保茶还林”项目,变台地茶为有机茶。村民的民族文化意识大为增强。调查组问村民是否要保护民族文化,答案几乎完全肯定。村民说:我对传统文化有了了解,才对民族感到自豪。

3.各界精英积极介入民族文化保护

各界精英是保护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一支生力军。我们所说的“各界精英”主要由在职和退休的各人口较少民族干部和学者组成,也包括一些有志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的其他民族知识分子,他们是聚居社区之外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最重要的志愿力量。他们一面立足民族社区,一面关注外界社会,既有责任感,又有桥梁作用。目前普米、毛南、塔塔尔、京、鄂温克等族各界精英为抢救和发掘本民族文化资源,成立了民族文化研究会,旨在寻求资助、扩大交往、推动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案例3】音乐家陈哲先生近年发起了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土风计划”。其中“普米族传统文化传习小组”于20xx年被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兰坪民

间文化村寨传承培育项目”则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这种“活化传承”的观念直接针对民族聚居社区,因而得到了高度认同。

组织和项目之外,这些精英个人也是民族知识的宝库。

【案例4】东北赫哲族老干部亲手收集编写赫哲词汇数千条,正在争取资助出版。

【案例5】塔塔尔文化研究会全称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塔尔文化研究会”,于19xx年5月成立。它是塔塔尔族人自发成立的学术性群众组织,由塔塔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和民族文化爱好者组成,主要从事塔塔尔族民族文化的研究、宣传和传播,并组织塔塔尔族开展各项文化活动。这个研究会创办了《中国塔塔尔》刊物,至今发行两期。

总之,文化精英是国家今后开展扶助项目的重要依靠力量,值得从文化保护高度给予资助。

4.结合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保护民族文化

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传统发展观曾经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形成很大的冲击,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充分吸收少数民族聚居社区成员参与的市场经济,也可成为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案例6】:普米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本来就是产业,如醅酒、猪膘、纺织等。但今天要将它们转化激活,还需要有特别的经营并组织产业链条,如文化旅游等。20xx年,普

米族农民企业家和国生、和德贵二人合股注册了罗古箐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加大对罗古箐情人节的包装宣传力度,逐步将其提升为“东方情人节”,成为滇西北旅游地区的一个亮点和卖点。与此同时,该公司还不遗余力地推动普米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案例7】:黑龙江省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办起桦树皮制品加工厂;鄂伦春自治旗旅游局在阿里河镇开办鄂伦春族手工艺坊,制作手机套、笔筒、茶叶筒、办公夹、书架、相框、花瓶等手工艺品。现在很多在校学生都跳鄂伦春族的传统舞蹈,如“斗熊舞”、“树鸡舞”等。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政府为抢救鄂伦春族文化遗产,近年整理出神话传说、故事、民歌等120万字,还计划搞民俗旅游,发展桦树皮制品、毛皮制品、山珍产品和旅游工艺品。鄂伦春族青年莫鸿苇的桦树皮画获得社会上的广泛好评。

5.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是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关键因素

中国历来有保护和整理民间文化的传统。东周开始,中央王朝就组织了到民间乡野“采风”求礼的活动,且被视为德政。《诗经》就是早期文化抢救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这一传统得到了继承并发扬光大。19xx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族文化抢救性记

录行动。尽管由于当时意识形态影响,这次行动的成果有较大局限,但帮助国家初步理清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

改革开放后,国家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各民族地方恢复和建立了县一级的民族文化管理机构,建立民族语言广播、电视、电影配音以及民族文艺演出团体、民族文化馆(群艺馆)。县市以下,文化站延伸到乡镇。本次调查确认,中国目前几乎所有民族乡镇都有文化站,人口较少民族乡镇的文化站也都有一些基本设施。但乡镇文化站与民族聚居社区生活结合不够,或开放时间多与农牧民劳作时间重合,发挥作用有限。应当把文化站建在社区并交给社区组织或文艺骨干管理,以求发挥其效能。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强调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并在相关政策方面做出具体安排。20xx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民族工作包括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工作的前进方向。国家民委在国务院批准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xx年)》中提出,要把保护和尊重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扶植人口较少民族的一项重要任务。

政府文化保护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培养人才,收集民间作品整理出版。

【案例8】普米族所在的云南兰坪县发掘和抢救了许多濒临灭绝的普米族民间文艺,相继出版了《普米族民间音乐》、《普米族民间故事》、《普米族祭祀歌》、《普米族谚语》、《普米族故事集成》、《普米族歌谣集成》、《普米族歌曲集成》等十余部书籍。县文工团收集整理普米族民间舞蹈“搓搓”,在云南省和怒江州文艺会演中获奖。县政府还支持三江艺术团创作普米族大型舞蹈史诗《母亲河》,获云南20xx年表演金奖,20xx年又获国家级的中国舞蹈“荷花奖”银奖。

政府通过把民族传统文化列入国家保护项目,提高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活力。

【案例9】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廖明君研究员等人的热心帮助下,京族“哈节”已在20xx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通过广西文化厅的努力,毛南族的“木面舞”的发源地——下南乡率先获得“广西特色艺术之乡——木面舞之乡”的称号。这又为此后文化部授予下南乡“中国傩戏之乡”奠定了基础。20xx年,毛南族的“还愿”仪式成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县政府随之决定创建“下南乡南昌屯毛南族傩文化生态保护区”。

【案例10】呼伦贝尔市文化局策划指导鄂温克研究会、文学艺术研究会开发了“敖包相会”、“伊敏河之夏”、服饰表演、牧民合唱团等知名文化品牌,并以“瑟宾节”、“冬

季那达慕”和“马文化”等活动为载体,挖掘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文化局还加大旅游开发力度,对巴彦呼硕旅游点、红花尔基森林公园、五泉山旅游点、晨光生态园、愉景湾观光牧场等旅游建设投入一千余万元,接待国内外游客17.6万人,收入9601.8万元,兼得鱼与熊掌。

【案例11】19xx年代末,由同江市群众艺术馆发起,在街津口与八岔两乡民委资助下,创立赫哲少儿艺术文化培训中心,利用寒暑假开课,培训赫哲族儿童学习赫哲语、民族歌舞等,不仅培养文艺接班人,也引起了各方面对赫哲文化的重视和关注。街津口赫哲族在旅游局支持下创办的“伊玛堪文化团”,接收该中心培养的文艺人才,一面为旅游者演出赫哲歌舞,一面接受全国各地的演出邀请。吴保成团长认为这样“既在打工又能传承文化,两全其美”。同江市还专门建设了一座赫哲族博物馆和一个赫哲族的研究会,整理出版了一些赫哲族的歌曲,通过这些途径来抢救、挖掘和弘扬赫哲族的文化。

综上所述,可见一个模式: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社区是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中军,精英和市场是其前锋,政府是其后卫。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是重大创新点。

然而,目前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依然处境堪忧。本次调查发现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多方面的。

(一)自然生态资源基础和话语权丧失

人口较少民族多为原住民族,原住民族的最大特点是其传统文化与自然生态资源密不可分。其生态资源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基础,而且也是民族文化权利的物质基础,民族权利又是人口较少民族主体性的基础。没有资源就没有文化权利的保证,没有权利保证就没有主体性。这是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面临的最大困境。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土地权利敏感也容易被认识。但人口较少民族赖以生存的空间资源却多半是未经人力开发、没有明确产权或使用权的自然山林、草原、江河。人口较少民族不能排他性地占有和使用这些资源,因而也没有发展出较强的资源私有制度。由于人口较少民族分布地区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往往成为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开发重点,大量工矿企业相关从业者进入这些地区。但在资源国有的背景下,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实际上不能从这种开发模式中获得直接物质利益。由此产生四个后果:

其一,人口较少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和延续文化的资源大量被国有林场、农场、工矿和其他建设项目占用,导致资源丧失;

其二,大规模经济开发污染当地环境,导致资源条件恶化,使“原住民”生计艰难,人口离散,社区瓦解,文化再生产瘫痪,人口再生产萎缩,最终演变成民族发展和生存危

机。如果国家不能立即采取抢救措施,我国“56个民族56朵花”的局面将于今后十年大打折扣。

其三,“原住民”与外来开发者的经济社会分化所导致的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和生存危机,催生出一系列带有民族歧视性质的潜在话语:

——在自然环境方面,认为人口较少民族生存环境恶劣,不适合人类居住,应当易地搬迁;

——在生活方式方面,认为他们生活方式落后,需要彻底放弃,或改造为汉族或周围其他人口较多民族的生活方式;

——在文化价值方面,认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原始落后、封闭脆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羁绊。这些文化的丧失不仅不值得惋惜,而且消失得越干净越好。人口较少民族离自己的生态环境越远,将其传统文化抛弃得越多就越能实现发展,越能共享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利益;

——在经济生活方面,认为他们素质低、差,有资源不会利用,有机遇不能抓住;

——在社会生活方面,认为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国家和主流社会对他们的帮助和照顾。

其中第三条中的“潜在”话语虽未直接剥夺人口较少民族资源,甚至有所给予,但它漠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所以其杀伤力比起前述资源剥夺和破坏有过之而无不及。在

这种“潜在”话语的影响下,人口较少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资源基础被一步步地从他们手中剥离,文化再生产机制日益衰退,文化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面临彻底丧失的危机。

以鄂伦春和鄂温克族为例,在这种话语支配和机制作用下,鄂伦春和鄂温克文化经历了两次大的变迁:20世纪50年代黑龙江省内一部分鄂伦春人下山定居并从事农业生产兼事狩猎业;《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以后,19xx年1月,鄂伦春自治旗遵照国家法令,宣布全面禁猎,并逐步迁出森林,导致鄂伦春族面临文化全面解体的濒危处境。

鄂温克族重大文化变迁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狩猎转产农业。《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后,敖鲁古雅驯鹿鄂温克人也于20xx年8月放下猎枪。驯鹿鄂温克人还在森林中放养驯鹿,勉强保持着鄂温克文化的部分核心内容。

人口较少民族的成员也有其荣辱观,也懂得趋利避害。前述资源权和话语权的双重剥夺,使他们了解当今社会流行的“荣”与“耻”是什么,并尽其所能地忍辱负重、忍痛割爱和弃旧图新,其结果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化无人传承。

【案例12】南昌屯是整个环江县古建筑保存相对完好的毛南族发祥地,现有86户,302人,新旧房屋共有59栋。在近10年中,已有23户拆掉了传统民居,新建了方盒式的水泥砖混建筑,而且80%的住户是在最近这几年内拆掉古房

屋建筑的,拆掉的房子占全部房子的40%。20xx年10月,在调查小组调查时,只有3户房子为古房屋建筑的大致原貌。最迟到20xx年,保存最完好的户主也要拆旧建新了。先前,整个下南乡活跃着十几个雕刻队伍。现在,专业从事石刻的队伍只有中南村和下南街两个,年轻人很少。会编织花竹帽的工匠仅剩下南乡古周村74岁的老人谭顺美一人。整个下南乡乃至全县能全套演绎36傩神的师公也仅有一两个人,历史上,毛南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的主要区别在于语言、服饰、饮食、节日,但这些区别日渐消失。

【案例13】先前金沙江北宁蒗、永胜等县的普米族村村有韩规,寨寨有经堂,村寨上方有集体活动场地“塔瓦”(天香塔),下方有嘛呢堆,家家房前有“松塔”,每天早晨烧香升空,到处可闻念经声。每年正月(春节),户户屋顶换上新的“甲才此木”(经幡)。人人尊敬韩规,保护经堂、经书和法器,冤家复仇械斗也不能破坏神物和法器,因为这是普米族村寨的象征。20世纪50年代初,仅宁蒗县就有知名韩规六十多名。民主改革后,韩规停止传承,极“左”路线“破除迷信”,缴毁大量经书和文物。韩规经师被管制,经堂报废,“文化大革命”更毁尽了私人收藏的经书、神具、法器等宝贵文物,全民停止韩规信仰。19xx年,最后的韩规经师逝世,韩归教彻底断层。

普米族50岁以下能演唱传统民歌的人寥寥无几,40岁以上能听懂古歌的人很少,年轻人只知道外来文化和生活方式更好。普米族服饰已从民间消失。普米族特有的竹笛、葫芦笙、琴弦(口弦、三弦、四弦)、皮鼓等器乐,只有个别人会制作,另外,面临消亡的还有民族舞蹈、民族纺织(如麻制品、毛制品等)、竹编(竹盒、箩筐、簸箕、筛子、衣筐)等工艺。刺绣也面临着人亡艺去的结局。普米族典型的“金妈给座”、“母屋九间”建筑仅剩3栋。

【案例14】塔吉克族传统的体育竞技活动主要有赛马、叼羊、牦牛叼羊、摔跤、马上拾物、拔河等。现在塔吉克族搬迁,许多民族特色无法保存。叼羊、赛牦牛都没有办法继续。塔吉克族古代还有一些游戏,比如斯塔依,现在只有老年人还知道游戏的玩法和规则。

(二)民族语言文字濒临失传

在没有发达社会组织和强大经济产业的前提下,语言文字是人口较少民族认同最根本的基础之一。本次调查发现,随着现代学校教育和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加上各民族之间交往深化,人口较少民族的母语及文字正在被强势语言文字所替代。目标社区低龄人群中习用母语的越来越少,母语能力迅速下降,部分民族语言文字及以此为载体的口传文化已濒临失传,一些民族的古籍由于民族文字的废弃正在成为“天书”。

【案例15】赫哲民族语言已经绝对濒危。20世纪80年代,在鄂伦春族聚居区托河、甘奎、古里等地,无论男女老少生活用语均以鄂伦春语为主,在猎民村里,无论在家庭内、村寨内或者召集会议,完全用鄂伦春语交谈或讨论问题,青少年中有50%经常说鄂伦春语,散居区青少年在乡村经常用本族语言,偶尔使用汉语。20xx年鄂伦春民族研究会在鄂伦春自治旗4个聚居猎民乡镇对636名猎民作语言使用调查,完全掌握并且能够熟练运用民族语言的共有251人,占被调查总数的39.47%;19.02%的人本民族语言水平处于中等程度;264人完全不懂本民族语言,占被调查者的41.51%。仅仅11年,掌握本民族语言的人就如此急剧减少。鄂伦春说唱艺术也将因没有载体而消亡。民间50岁以下的鄂伦春人会唱民歌的只有吴瑞兰、葛长云等几个人。

【案例16】19xx年以来,外地人川流于“京岛旅游度假区”,普通话在很多场合取代了京族语。近年大批操汉语白话的人进入京族三岛做生意并杂居。白话成为京族聚居区通行语言。京族歌圩至今在尾、巫头两村仍然每周举办,但歌圩日数十名参与者都已60岁以上。京族哈节从筹划、操办到参与,也都由村里的寨老组成的“翁村”组织完成,年轻人只做后勤。在哈节里唱“哈歌”的4个“哈妹”都已是年过70的“哈婆”。每次哈节只好去请越南“哈妹”助阵。喃字是京族借助汉字创造的文字,15世纪开始使用,记录

京族民间的歌本、经书、族谱、乡约等。目前京族能识读喃字的人仅剩十多个古稀老者。

(三)民族聚居社区难以维系

人口较少民族主要以小型聚居社区形式存在,周围是其他人口较多的民族。这种孤岛式的分布格局使得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更加需要悉心保护。但随着族际交往和跨民族通婚增多,加上社区青壮年持续外流务工,使社区民族文化的维系、生产和传承功能持续衰减,民族传统文化危机加深。

【案例17】普米族在我国境内仅有33600人,但在滇西北却横跨3个市州8个县区,零星散布在一百余个自然村寨里,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永宁泸沽湖畔的普米族有摩梭化倾向;翠依一带的部分普米族已趋同傈僳族;战河乡的普米族有许多习俗已被彝族同化;玉龙县的普米族更多地接受了纳西文化;兰坪普米族从服饰歌舞等观察都是白族特色。许多在机关中长大的普米族的新一代,已经不会讲母语,对自己民族的来龙去脉均缺乏了解;口传心记是普米族文化的精髓,语言文化习俗的丧失,使文化的特色正在逐渐消失。

【案例18】奇台县塔塔尔族基本与当地哈萨克族融合。城市多数改用了维吾尔语和汉语。塔塔尔族与汉族、回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等通婚,减少了塔塔尔语使用的机会。孩子多半就读维吾尔语学校。伊宁市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塔塔尔族人都在塔塔尔族学校上过学,因而会塔塔尔语。但

50年代,由于生源太少,塔塔尔族学校陆续终止民族语言教学。现代塔塔尔族年轻人要想学塔塔尔语就只能靠自学或向亲戚朋友学习。塔塔尔族语言面临消亡。塔塔尔族的服饰、饮食、音乐和舞蹈也面临消亡的危险。

(四)权利主体决策参与机制缺失

中国的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历来由政府主导,科层化的管理体制导致小规模聚居社区的人口较少民族成员缺乏较高层次的决策参与机会。权利主体缺失不仅体现为民意渠道不畅,没有发言权,而且表现在体制的结构性排斥,即人口较少民族干部在政府部门中的地位和处境边缘化。他们的资源基础丧失,因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文化知识也因此被弃臵一旁,民间信仰被斥为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而遭禁止,社区组织被替代和消解,生活习俗因与商品经济观念不合而备受批评。近年,民族传统文化尽管已经受到政府和各界的重视,但主导权把持在政府某些部门或沦落到商业投资者手里。作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主体的基层民众仍然是被动员和被教育的对象。在文化保护资源分配中,人口较少民族的需求多被忽视,有些文化遗产继续横遭破坏。

【案例19】乌鲁木齐“塔塔尔清真寺”始建于1887年,是塔塔尔族人捐款建造的土木结构建筑物,到20xx年已有百余年历史。附设有学校、办公室、阅览室、图书室、铺面、仓库、浴室、理发室、象棋室等配套建筑。人们到此不但能

做礼拜,还能娱乐、学习和交流知识,因而在中亚许多国家享有盛誉,也是乌鲁木齐市的一道风景。但它却在20xx年一夜之间被悍然拆除。重建的清真寺是毫无塔塔尔风格的钢筋水泥结构。名称已改为“洋行清真寺”。

【案例20】人口较少民族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名录者极少,鄂温克、塔塔尔、乌孜别克、俄罗斯、珞巴、高山等民族一个项目都没有。新疆吐鲁番地区申报维吾尔族花毡、维吾尔族印花布织染技艺、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三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与英吉沙县、喀什市联合申报了维吾尔族模制法土陶烧制技艺项目。这些其实也是新疆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但其他民族没有申报。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加以协调。

【案例21】19xx年后,芒景布朗族传统文化遭到严重冲击,佛寺几乎全被捣毁,佛爷、和尚大都被迫还俗回家,民族传统节庆不再举办,对祖先和茶魂的祭祀也被禁止,佛事活动大多转为地下,村民自己在家中悄悄进行。这一时期成长或出生的布朗族,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了解甚少,很让老人们伤感痛心。19xx年,时任芒景村长的苏国梁默许村民自发地部分恢复了对祖先叭艾冷的祭祀。但因佛寺多被捣毁,群众宗教活动仍缺少场所和僧侣。村民委员会也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但一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五)民族文化工作管理失调

民族传统文化危机不仅表现在民间社区层面,也反映在政府管理部门及其附属单位。这里的问题是资金投入不足、机构和单位人员老化、人才流失、功能萎缩和地位边缘化,直到没有声望和权威性。机构下属的广播、演出和研究单位的生存状况越来越差。

【案例22】塔吉克族的音乐、舞蹈音像资料匮乏,很多传统舞蹈如马刀舞等不能传承。塔县文工团和乡文艺队目前没有资金来源,县文工团以前有排练厅,现在没有固定场地,缺乏专业导演筹划,排一场演出困难重重。

【案例23】南昌屯古建筑群是毛南族人的骄傲。但由于年久失修,古房屋损坏严重。自治县有意把南昌屯建成民俗保护村,乡党委也打算建立文物陈列室,但都缺乏资金无法行动。毛南族两千多册传统宗教典籍仍散存民间。近年来,民族文化研究人才断层。县文化馆前几年尚有谭自安推出一些作品,但随着谭自安20xx年调出,文学创作立见空白。县民族艺术团主创人员因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等原因改行而流失。毛南族民间音乐共有三十多种腔调曲子,原已收集整理十多种,但是由于人员病故,收集上来的资料严重损毁,几乎归零。

【案例24】1880年,塔塔尔人用金子在今伊宁市第十一区买了一块墓地。按照当时政府规定,塔塔尔族人买了三次才得到了永久使用权。当时墓地有800亩,四条街,还有

果园,像森林一样。19xx年许多塔塔尔族人离开中国时,又给政府上交了黄金、地毯和牛羊等,希望政府把这块墓地保留好,因为这是他们的根。“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块地由国家管着,也没有破坏。19xx年以后,墓地归伊宁市政府管理,遭到了侵占,破坏严重。19xx年,墓地交给塔塔尔族自己管理,但没资金也没有权力,只能奔走申诉。19xx年,国家规定保护这块墓地并归还被占土地,但没落实也没人检查监督。

【案例25】环江县民族文化保护由民族与文化部门分头负责。两个部门都是没有财力和行政决策权的部门,往往把方案呈交有相应权能的部门后就没了下文。即使上级政府有专项资金拨到地方,经过层层截留,落到基层也就很少。因为文化保护是长线工程,而官员的任期是四年为限,所以他们很少重视。这种政绩取向使得毛南族传统文化日渐衰退。

政府的民族文化管理部门及其附属单位目前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内部机制自身难保,二是外部工作不得要领。前者指机构自身的弱化、老化、边缘化;后者指其工作侧重于敷衍上级,向上要钱,或是只盘算用民族文化赚钱,没有开展针对人口较少民族社区的传统文化建设项目。

归纳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当前处境:自然和文化资源基础丧失,语言文字淡化或濒危、社区人口流失近乎解体、宗教信仰失传。

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关乎中华民族文化和谐大局。面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危急状况,应当站在政治的高度、历史的深度和世界的广度来思考保护和发展的措施。构建和谐社会是抢救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发展和生存危机的急救药。构建和谐社会就如同建立一个好的文化医院。好医院会给所有病人以平等的医护保障,这是基本的人权和人道。但也要给危重病人提供更多的关注和服务。只有肯全力抢救危重病人的医院才是值得大家依赖的医院,这是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的要旨。

民族文化不是人口较少民族的身外之物,而是人口较少民族本身。国家民委李德洙主任说:保护人就要保护其文化,尊重人就要尊重其文化,发展人就要发展其文化。从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出发,无论民族大小、人口多少,各民族文化的价值都是平等的,差别仅仅在于特定的权力格局中各民族文化所拥有的权利不相等。讲到人口较少民族,更要指明一个被“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所忽略或尚未解决的问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等于民族聚居社区的经济发展,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发展。目前全社会都承认经济对于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也存在

用经济衡量文化优劣的偏见。由于一些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其文化的价值也受到漠视甚至贬损。没有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在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时,就会以外来经济文化形态为标准对其进行肆意改造;漠视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势必出现以其他民族文化取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现象。由于他们人口基数少,这种状况可能就会使得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面临灭顶之灾,无法延续和再生。而文化消亡之时就是这些民族在中国永远消失之日。由于民族与文化不可分离,无数经验证明,丧失文化之后,即使生活条件有了质的飞跃,人们的满意度也难以提高,甚至抱怨增加或产生酗酒、吸毒等与社会软性对抗的现象。因此只有发展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

本次调查确认: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其生产方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他们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历来互动密切,因而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他们在现代国家的权力体系中确实处于弱势地位,不是因为其文化本质使然,而是由于主流社会没有很好地尊重他们的话语权。要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就必须恢复他们作为国家主人和当地资源使用者的主体地位,保障其合法的资源和经济权益。

基于上述认识,本报告提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首先必须恢复资源基础,尊重文化主体性,从聚居社区的传统组织和信仰体系入手。

1.自然生态资源是文化生存的基础

鄂伦春族林地、赫哲族的江河渔场和山林猎场、塔塔尔族的墓地和京族的哈亭等等,都是这些民族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没有对这些资源的产权意识作为后盾,国家赋予人口较少民族的所有其他权利,甚至提供的所有开发项目,最终都不会有预期效益。这是当前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必须重视的地方。

但在当前中国,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社区的山林、渔场、土地多被政府不同部门交叉管理。在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的话语下,任何部门都能挤压人口较少民族的自然及文化资源和空间。此次调查中鄂伦春族等案例说明,自治地方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城市的一次拆迁,就毁掉了塔塔尔族的精神寄托和认同基础。正是因为缺乏主体参与的权力机制,人口较少民族遭受了多次资源丧失,陷入今天这种“发展的困境”。资源丧失导致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社区人口外流、空间缩小、组织瓦解。年轻人优先选择与外族通婚或进入城市去打工。留在社区的人们也一心向往“先进”而逐渐把民族文化忘却。面对这种困境,主流社会往往不加反思,人口较少民族尊重自然的种种观念和行为被某些人视为“原始落

后”、“愚昧懒惰”、“不思进取”,他们的文化也遭到种种贬损,甚至错误地提出表达不同但要旨不外“少数民族要由主流社会改造才能生存”的霸权话语。

事实上,人口较少民族所承受的这些后果不仅使得民族认同难以找到依托,更质疑和挑战他们对国家的信仰和忠诚。在这种困境中,人口较少民族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国家的代表——中央政府,期待国家给予充分的关注并解决问题。国家如果能够充分体现对聚居社区居民文化权益的应有留意和尊重,承认其对当地资源的象征产权,就能使人口较少民族的地位从根本上得到主流社会的重视,使人口较少民族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从而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唤回活力。

2.主体的决策参与权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的核心 参与即建立让人口较少民族在文化保护中发挥作用的平等互惠机制。唯有主流社会放弃无根据的“原始—先进”两元对立假设才能实现平等。但在现实生活中,人口较少民族尚未被国家的民族文化保护项目纳入决策参与体制。政府号召旅游开发、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民族文化实际上成为经济附庸。文化发展项目因而不能产生预期效果。本次调查发现,凡有人口较少民族社区居民作为主体,自主参与决策的项目或计划,就能产生真正传承民族文化的再生产模式。这些项目成功,是因为它们关注到社区居民作为文化主体的需求,并建立起一个自发的可持续的文化生产机制。

3.民族聚居社区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最终载体

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要恢复“精神社区”作为其传承与创新的平台。文化是支撑人口较少民族生存的生命,社区是民族文化的实现形式和客观载体。其中,社区组织是心脏,民间信仰是灵魂。京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所以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各地京族能在哈节期间回村聚会,正是因为他们有民间社区组织翁村,有民族信仰的载体哈亭。布朗族能重建其文化,也因为其社区的信仰系统被激活。鄂温克族对萨满教的记忆也说明了这一点。鄂伦春族青年改信基督教则是反面的例证。

【案例26】农业鄂温克老人比较长寿,年轻人经常能听老人讲起他们过去的狩猎生产生活以及萨满活动;牧业鄂温克人的当今社会中还活跃着一支由38名60~90岁老人组成的队伍,经常在一起完全用本民族的语言述说过去的生产生活和萨满活动,给小辈传授生产和兽皮加工等技能,近年已出现4位新萨满。

【案例27】19xx年夏天,鄂伦春5个“部落”的萨满齐集呼玛河畔跳神3天。鄂伦春族从此放弃萨满教,现在整个鄂伦春族已经没有萨满。黑龙江省的鄂伦春社区开始流行基督教,甚至有几个年轻人被送到广州一个神学院学习。

外来宗教和境外文化机构一直在人口较少民族社区周围虎视眈眈,社区精神信仰一旦缺位,外来宗教等势力就会

乘虚而入。没有民族文化安全就无法确保国家文化安全,这也是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必要性所在。

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危机处境是经济全球化、国家现代化、主流社会的观念和话语偏见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需要综合治理。除国家政策法规和行政体制之外,还要动员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处境。基于这一现实,本报告的行动建议提请国家参照“十一五”相关规划,从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两个角度保护和发展人口较少民族文化。

(一)观念更新

1.从单向优惠到双向互惠

中国民族政策的根本机制从来都不是单向优惠而是双向互惠。但在当前教育和行政体系里,这一事实已经被遗忘和冲谈。因此,国家应在和谐社会目标下,从教育和传媒两个渠道入手拨乱反正,系统修改国内有关少数民族政策的话语体系,将其核心从社会发展史调整为“文化生态学”,突出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和少数民族文化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强调少数民族对国家已经作出的贡献和今后的文化回报能力,以此纠正流行偏见和误解,恢复少数民族作为文化保护与发展的主体地位。

2.中国民族事务管理必须更多地强调人文价值和对人的基本尊重

大小民族一律平等是中国和世界共同承认的基本人权规范,也是中国政府历来遵循的行政实践。历史上,中国历代朝廷一直有着以平等礼节怀柔少数民族首领的传统,中国共产党更将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中国的民族关系才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比西方现代国家更为祥和。

但“文化大革命”以后,包括自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工具理性蔓延滋长,民族事务管理部门沦于边缘化。政府部门条块切割导致民族事务管理实际权力旁落。层级化的管理机制在片面追求效率的理念作用下,也严重地侵蚀到民族事务管理体制。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按照各级民族区域自治机构的行政级别出现了等级化的异化。由于人口较少民族的人口少,聚居社区的行政级别低而受害更深。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局面已有好转并在逐步改善。针对这种情况,民族事务管理也要从观念上认识到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在体制给予人口较少民族以更多的保障,以求构建和谐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体制创新

1.以特区保社区

本措施包括三项内容:

一是,以人口较少民族的聚居社区为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基础,明确保护人口较少民族的生态和文化资源权益,对不

合理侵占加以清退赔付。在今后遇到资源利用问题时,首先考虑人口较少民族的需求,征求他们的意见;

二是,在由社区居民当家做主并取得共识的前提下,保护传统的民居建筑、生计方式、生活习俗和自然环境原貌,并结合社区组织,在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设立民族博物馆,在聚居社区普遍建立社区文化活动站,开展文化重建工作;

三是,围绕生计方式特殊的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社区,建立生态文化综合保护区,或称民族文化特区,对人口较少民族的生态资源、语言文化加以整体保护。

2.以基金保队伍

由国务院联合企业和地方政府,协调国际基金组织,以专项经费为基础,设立面向民族聚居社区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基金,供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社区的文化传承人或文化研究组织及民族文化传播和演出单位申请使用。基金采用文化保护项目管理制度,人口较少民族社区居民必须介入项目申请、执行和评价过程。基金可以资助政府附设的民族文化单位、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社区传统组织和民族文化传承人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基金可用于传承人口较少民族的濒危语言文字、实施濒危民族文化抢救和研究、建立民族社区文化活动站、创建民族文化传承中心、民族博物馆暨广电站等。

3.以政策聚人心

本措施内容可以分为三项:

一是,将民族语言和包括传统民族宗教知识和仪式组织技能在内的文化专长作为人口较少民族升学、就业和职务晋升的考核要素,并给予较大幅度的鼓励。

二是,将民族民间文化知识编入乡土教材之中,并列入社区学校的教学计划,邀请民间杰出文化传承人在社区学校传承民间文化。

三是,组织专家队伍,认定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和工艺传承人,颁发证书,根据传承状况发放补贴。

4.以制度保公平

在各地设立人口较少民族社区代表参与决策的机制,在中央立法和行政体系建立体现和维护人口较少民族文化权益的机制及“民族文化委员会”,并赋予这两个机制下的相应机构以否决权。在此之前,应特别加强人大和政协的相应功能,强化“两会”委员对人口较少民族权益和文化保护的审查评估,并将地方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纳入政绩考核指标,实行文化保护问责制度。

5.以礼仪倡和谐

考虑建立特殊渠道,保证人口较少民族代表能够有机会反映人口较少民族的实际情况,确保人口较少民族在国家体制中的平等地位,并抵消“干部比例”政策对人口较少民族

权益的消解作用。保护和发展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兴灭继绝、慎终追远,此其时也。

(二)学位论文

比较有代表性的学位论文有普永生博士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研究》(2004)等。

该博士学位论文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提出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作者在应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每个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深入分析其发展现状,探索其发展轨迹。采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共性与个性、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横向与纵向相比较等方法对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根据这些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其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作者发现,除经济原因外,还受到在其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意识形态、习俗、习惯及文化的、心理的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互为因果关系,使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形成“路径依赖”惯性,造成这些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

一个民族之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该民族市场范围大小和民族内部分工发达程度的结果。该民族人口数量多少以及其居住空间的聚集度、居民的富裕程度及其所决定的有效需求大小和该民族利益集团的力量,都会对该民族的市场开拓

和民族内部以及各民族之间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发生重大影响,并由此而直接影响该民族经济之发展。从以上几个因素看,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人口数量少而且居住分散,生活作者认为,发展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缩小民族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不能完全依靠自发的市场力量,而要依靠必要的政府干预。事实上,世界各国在解决民族和地区差距问题上不是依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倡导的“放任主义”(laissez-faire),而是强化政府干预,援助欠发达地区和弱小民族,同时建立有利于缩小民族和地区之间差距的市场体系,促进生产要素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和边远民族地区流动。换言之,靠市场、靠人口较少民族本身的力量已经很难使他们发展起来。中国政府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必须有政府的强力介入和推动,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引导他们转变观念,才能改变其发展中的“路径依赖”,最终使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上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路。

总体而言,《当代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研究》试图探索出这些民族的发展规律,按照这些规律的要求,提出促进其加快发展的政策建议,这对于各民族跟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进步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作者也希望通过研究

22个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的发展,探索其他经济发展滞后民族的发展道路。

(三)理论文章与著作

近十年来,研究22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的理论文章与著作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有王铁志博士的《人口较少民族研究的意义》、《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以德昂族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例》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结构性差异——以德昂族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例》;李岚博士的《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与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等。较有代表性理论著作有王铁志的《德昂族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民族出版社,2007)和张晓琼的《人口较少民族实施分类发展指导政策研究——以云南布朗族为例》(民族出版社,2011)等。

1. 人口较少民族研究的意义

国家民委王铁志博士在《人口较少民族研究的意义》一文中总结指出,围绕人口较少民族的研究主要有三类,一是以解决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实际问题为重点的决策性研究;二是研究制约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因素的应用性学术研究;三是研究人口较少民族民族过程的纯学术性研究。这些研究都有其研究的重点,也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决策性研究的意义。开展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首先是民族工作的现实需要。在迈入新前年的历史时期,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的少数民族主

要分布在西部。西部大开发必然带来西部大发展,但地区发展不完全等同于民族发展。因为如果在政策上不注意,西部发展可能首先带来这些地方中心城市的大发展,但居住于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可能很少从中受益或很少发展,这样就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如果产生这种结果,这种开发就不能说是很成功的。在西部大开发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少数民族从中得到大发展。在20xx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是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首要任务。因此,要把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落实到少数民族中去,就需要有个合适的工作切入点,有个有效的形式和载体。近年来,国家民委推动开展了旨在促进边境地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兴边富民行动”,人口较少民族大多分布在边境地带,自然而然纳入了这次帮扶行动的范围。我国民族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能让每个民族特别是那些比较弱小的民族落伍,这是制定政策者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而这些民族目前大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需要政府对他们给予帮助。因此,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就引起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重视。这些民族虽然种数很多,但人口数量较少,加起来也就是63万人,如果找准他们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明确解决问题的思路,并针对他们存在的问题研究和制定特殊政策,对他们加以扶持,这些

民族就会很快地发展起来。解决了这22个民族的发展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近一半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其政治意义非常深远。另外,这些民族大都分布在边境地区,与国外相同民族跨境而居,他们语言相通、风习相同,有的还有姻亲关系,相互之间来往密切。认真研究并做好人口较少民族的工作,不仅关系到我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对发展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和维护地区稳定也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研究和解决好人口较少民族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他们与其他民族共同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对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学者研究转化为政府决策的角度看,这次开展的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研究是非常成功的。这项研究工作的开展,源于19xx年费孝通教授关于专门研究几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的建议。根据费老的建议,国家民委于20xx年组织了由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的20余位专家学者组成课题组,开展了“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工作。研究工作分为决策性研究和学术性研究两个阶段。决策性研究成果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作用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调研材料支持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必要性。如在调研前,对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水平落后只是大致判断,但是与当地其他民族相比究竟落后多少,差在哪

些方面,人口较少民族之间情况又有哪些不同,人们并不清楚。研究成果以大量数据和第一手资料说明了这些问题,而且分析了制约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因素与地理环境和民族特点密切相关,这些资料使人信服,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不仅合情也是合理的。二是提供了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计划的可行性。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方向确定后,工作的落脚点落在哪里?人口较少民族居住比较分散,政府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把扶持政策落实到这些民族身上?应该说在调研工作开始的初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调研后,研究者们发现,由于受历史上聚族而居的影响,人口较少民族基本聚居在以本民族为主的自然村寨。如,德昂族在云南有17000余人,其中有16000余人居住在72个以德昂族为主的自然村寨,这些村寨的人口占本民族总人口的90.42%。其他民族有的聚居的程度低一些,但也都有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单位的小片聚居区域。调研组根据调查资料推算,人口较少民族主要聚居在600个左右行政村内,如果解决了这些自然村或行政村的发展问题,也就基本上解决了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同时也可以带动相邻其他民族的发展。因此调研组提出了以这些民族聚居的自然村寨为重点,以解决群众最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为主要内容,争取用两个五年计划时间,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民族整体发展面临的关键性问题的一些政策建议。这些建议

被有关部门采纳,成为后来制定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的基础。

在调研报告的基础上,20xx年2月,国家民委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建议把22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列入国家“十五”计划的意见》。20xx年8月, 国务院办公厅就此问题复函,就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在基本实现乡村通简易公路、村村通电、村村通广播电视,基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解决基本人口的素质教育,建设基本医疗机构和设施,改造群众住房,增加财政投入等8 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政策措施(注:摘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的复函》,转引自《民族工作文献选编(1990—20xx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363~365页,2003。)。后来,在有关部门进一步工作的基础上,国务院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xx年)》,并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部署,这项工作已成为由国家统一部署、许多部门共同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应用研究是近年来在民族研究领域内少有的研究部门、专家学者参与政府决策的成功案例。

(2)应用性学术研究的意义。应用性学术研究主要研究人口较少民族作为一个类别,与其他类型的民族所不同的差异性问题。我们研究民族问题,自然而然要关注差异性。我国各民族的情况千差万别,各民族的文化五彩纷呈,各民族

的发展水平也不平衡,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各民族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性。如,从国家这一层面上来看,都具有中华民族的共性;从少数民族这一层面上来看,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的发展也有一些共同性的特殊问题。我们再把关注的视角放在人口较少民族这一层面,他们是否也具有一些由于人口少而带来的共同特点呢?影响这些民族发展的因素,哪些是与这些特点有关的呢?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进程前景如何,他们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会遇到哪些特殊问题?其发展如何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对于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和思考的。

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宽到世界民族问题的范围,可以发现,在民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中,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是个很重要的因素。首先,人口与民族发展具有一定的联系。人口数量多、素质高就意味着拥有的资源多,实力比较雄厚;而人口数量少、素质低就意味着拥有的资源少,实力比较弱小。一个只有几千人或几万人的民族,他们的综合发展实力与有几百万、几千万人口的民族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民族的生存发展问题上,人口较少民族遇到的问题比人口多一些的民族要更突出一些。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也不乏一些人口较少的弱小民族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茫然不知所措,不仅实现不了现代化,生存环境反而更加恶化的事例。如,

北欧的萨米人,北美的因纽特人等,这些民族的发展就比较缓慢,社会问题比较突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再如,前苏联有26个人口较少的民族,诸如萨米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埃文克人等,这些民族总人口有18万左右。在20世纪80年代末,这些民族中有15%有劳动能力的人赋闲在家,每10万人中就有70~90起自杀事件,比苏联全国平均数高2~3倍,人均寿命比苏联全国人均寿命少18岁(注:参见初详:《俄罗斯北方小民族的现代化与民族进程》,《世界民族》,20xx年第4期。)。在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政府曾把那些在深山老林里的少数民族贫困农户搬迁到公路边,但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没有在城镇的就业能力,不适应城镇快速生活节奏,他们又搬回去重新过起了原始生活。因此,小民族的发展问题,也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对影响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因素进行归纳分析,除了制度性因素外,有一些是与民族特性紧密相关的。其次,人口与民族关系也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影响民族人口的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影响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范围和频率,进而影响民族关系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在一个竞争和不平等的社会里,如果两个民族之间人口数量相当,他们可能形成平行的、竞争的民族关系。如果两个民族之间人口数量相差悬殊,它们之间可能形成从属的、依附的民族关系。一些地方发生的具有一定烈度的民族冲突,往往发生在各方面

力量旗鼓相当的民族之间。在存在阶级和民族压迫制度的条件下,就会发生民族之间以大欺小的事情。在日常交往中,民族之间人口数量不同,他们在经济文化交流、语言文字使用乃至族际通婚等方面,其表现形式是有所不同的。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一律平等。这种平等,不仅包含政治上的平等,也包含经济、文化方面发展的平等。特别是国家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为少数民族加快发展,为实现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提供了条件。新中国消除了影响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因此,我们研究影响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因素,除了考虑旧有制度的遗留影响外,还应该寻找其他方面的原因。根据调研组形成的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调研报告和有关材料,我们发现制约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因素,是与这些民族的人口特点和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密不可分的。 我国各民族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也不平衡。人口较少民族遇到的一些问题,尽管内容差不多,但程度不太一样。为便于研究问题起见,我们可以考虑跨界民族人口的因素,把这22个人口较少民族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从全球范围看,该民族人口总数并不少,有的人口有几百万、数千万乃至数亿,只是由于人口迁徙、民族演进、国界分割等原因,使他们在中国成为人口较少民族,如俄罗斯族、京族、乌孜别克族,等等。一般来说,这些民族原来都有一定

的基础,历史因素对其发展的阻碍不是很突出,与周围其他民族相比,他们的经济、文化、社会水平也不算太低,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传统文化如何保护和发展等问题。另一种是该民族不仅在中国人口数量极少,就是包括周边国家跨界同一民族的人口,其人口数量也就是几十万人。不仅在中国,就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他们也可被称为人口较少民族,这类民族有基诺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保安族、高山族、毛南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等。与周围其他民族相比,这些民族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都相对落后,凭本民族的力量实现现代化比较困难,需要国家在各个方面给予扶持。中国的22个人口较少民族,大多属于后一种类型。就族体而言,前一种人口较少是局部现象,这种形态是再生的;而后一种人口较少是总体现象,这种形态是原生的。原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其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与边疆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说,民族是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下形成的,不同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人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生计方式,影响着社会组织的建构和运行模式,也孕育了五彩缤纷的民族文化。边疆地区地理环境的封闭性,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生物品种的多样性,是小民族群体得以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条件。实际上,我们研究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面临的问题,如果追根溯源,都与这些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

境和民族特点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些影响在不同类型的民族间也略有不同。对此,我们可以从经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从经济发展来看,影响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地理环境和生计方式两个方面。我们首先分析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的边疆地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有许多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但由于环境封闭,地域辽阔,人口少且居住分散,远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也存在许多不利于吸引投资的因素。如,商品交流因运距长而加大成本,影响投资者在这些地方经商办企业。交通、电力、邮电通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也由于线路长、投资大、覆盖人口少、效益低而使许多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在这些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工商企业比较少,群众主要经营自给自足、收益不高的传统农牧业,生产生活比较困难。地理环境对生活在当地的各民族的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但对于那些技术手段落后,只能靠手工劳作简单利用地表资源的原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影响力就显得更大一些。而对于那些文化素质高的再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由于他们能够采用先进技术来弥补环境条件的不足,影响力就有可能相应弱一些。 其次,分析生计方式的影响。生计方式是民族传统的一部分,与生态环境密不可分。边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生物品种的多样性,导致了依赖当地资源生存的人口较少民

族形成了多样的生计方式,有的形成了与民族发展休戚相关的特色产业。如,生活在茫茫草原的哈萨克族擅长畜牧业;生活在深山老林之中的鄂伦春族擅长于狩猎业;居住在大江大海之滨的京族、赫哲族以捕鱼为生;一些南方山地民族从事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同时以采集、捕鱼、狩猎作为补充手段。这些生计方式的产生和延续,是与小规模人口和一定的环境资源承载力密不可分的。因为生物资源有限,像江河捕鱼、深山打猎这样的谋生方式也许只有在人口较多民族中才能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反过来看,人口多的民族也不可能主要以这类产业为生,因为有限的资源承载不了那么多的人口。但当人口压力增加和环境资源改变后,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有的就难以为继了。如,南方山地民族由于人口增加,大面积垦荒和缩短土地轮休期,导致水土严重流失,因此需要改变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实行固定土地和精耕细作。再如,由于森林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急剧减少而实行天然林保护工程和禁止捕猎野生动物,那些过去以砍伐木材或捕猎野兽为业的民族也不能延续传统的生产方式,他们需要放下斧头和猎枪,寻找新的谋生方式。还有,由于草原超载退化、大江大河鱼类资源枯竭,也导致一些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收入急剧减少,他们需要开辟新的财源。另外,阿昌族、保安族善于铁制品加工,过去阿昌刀、保安刀久负盛名,云南就有“阿昌族打刀,景颇族舞刀”的说法。但由

于近年来公安部门对刀具施行严格管制,限制旅客携带和在一些地区使用,使这两个民族的传统产业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因此,这些民族都普遍遇到产业结构调整甚至转产等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结构调整是人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但对于人口较少民族来说,结构调整的意义就不一般。因为对于那些人口多的民族来说,他们的经济规模大,产业结构复杂,劳动者文化素质高,适应能力强,能够比较容易地克服结构变迁带来的困难。但对于人口较少民族来说,由于他们的经济规模小,产业结构单一,劳动者文化素质低,适应能力弱,在结构调整中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一些。如转产对其他民族来说是个局部现象,但对人口较少民族来说就关乎全局,有的需要全民族的总体动员。转产有的意味整个民族要放弃传统的生产方式,转而去经营那些他们非常陌生的新产业,如要猎民“弃猎从耕”,渔民“弃渔从耕”,等等,这是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有的人能很快适应转变,取得成功,有的要他们在短期适应新的产业,掌握新的生产技术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农村劳动者的生产技能是靠传统文化祖祖辈辈潜移默化传递下来的,转产也意味着传统文化传承的断裂,对一个民族来讲,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要进一步专业化、商品化和国际化,对于那些文化素质较低,对外联系较少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要适应这种转变更为困难。这类问题,主要存在于

原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之中。对于那些再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他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遇到问题的性质或程度会有所不同。如俄罗斯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撒拉族都善于经商,有的还擅长手工业,他们的这些民族特点,是与市场经济的需要相适应的,因此,这些民族有的近年来发展比较快,如京族利用发展边境贸易的机遇和与越南主体民族语言相通的优势,大力发展商贸、旅游和养殖业,成为中华各民族第一个先富起来的少数民族。从生计方式对民族发展的影响来说,这些民族遇到的困难比原生形态的民族要小一些。

从文化发展来看,制约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人口数量问题。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各具特色,他们都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的文化同样都有重要的价值,如同越是稀有物品越珍贵一样,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也由于稀少而显得珍贵。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民族文化发展遇到的问题有所不同,其发展机遇也不大一样。如,有些民族的文化往往凭借着人口多、经济实力雄厚和技术先进的优势,传播的范围很广,影响很大。但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由于市场狭小,缺乏经济实力和现代传媒手段的支持,其发展空间和影响就很有限。如国家法律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但是一个只有几千人或几万人的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教学和新闻出版等方

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与有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的民族遇到的问题显然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的受众有多有寡,市场有大有小。特别是当文化作为产业市场化经营的时候,经济利益的驱动对民族文化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人口较少民族由于直接接受本民族文化人口数量少,文化生产不容易形成市场规模和效益,其文化发展就遇到更多的困难。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大多处于弱势地位,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具有更多的公益性质,更需要国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予以扶持。

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中,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更容易受到相邻的人口较多的民族的影响。最突出的是语言使用。语言是人们进行交流的工具,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本民族人口少,社区较小,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频繁地与其他民族人员打交道,为了便于交际,许多人掌握了一种或数种其他民族的语言。如,新疆的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大多通晓维吾尔语言,塔吉克族在中小学还使用维吾尔语言文字进行教学。云南的德昂族一般懂傣语,有的还会景颇语。由于汉语使用范围广泛,事实上已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共同交际语,因此人口较少民族大多通晓汉语。这种主动学习其他民族语言以提高自身适应性的做法无疑是值得提倡的,但与此同时,这些民族的第二代人或第三代人多数不会讲本民族语言。在人口较少民族中,使用本民族文字

还无从谈起,因为除俄罗斯等个别民族外,这些民族大都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世世代代只有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传承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在当代,他们利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手段传播本民族文化的手段也很有限。这种文化极其脆弱,很容易受偶然事件影响而造成文化传承的中断。在全球化的冲击和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丧失较快,一些民族的语言已成为濒危语言,他们的传统技艺、口传文化在急剧流失。与那些人口较多的民族相比,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发展面临更多的困难。

从社会发展来看,影响这些民族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一些原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社会发育程度比较落后。对这部分民族,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他们的发展差距还是比较适用的。由于这些民族所处地理环境比较封闭,生产方式落后,社会组织和群体规模小,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低,在20世纪中叶,有些民族如独龙族、怒族、布朗族、基诺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或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门巴族、阿昌族等还保存着封建农奴制的残余。新中国成立后,人口较少民族与其他民族同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但与过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形态相适应的观点、习俗等变化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一些落后的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习俗仍然制约着他们的发展进程。大体来说,过去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人

口较少民族,除部分民族在国家扶持下获得超常发展外,至今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他们遇到的问题可能更突出一些。全球化和现代化意味知识化、专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社会组织化程度更高,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而那些从事原始农业、渔猎业或畜牧业的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比较简单,群体规模小,知识化、专业化、工业化、组织化程度都比较低,比起那些以集约农业为主,或有工业基础和商业基础的民族来说,他们要适应这种转变更为困难。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这些民族也需要国家给予扶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都遇到一些特殊困难,但不同类型的民族遇到的问题有所差异。对于原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他们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都遇到因自然环境和社会原因所造成的一些特殊问题,需要解决如何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传统文化如何保护和与现代化相适应等诸多难题。而对于那些再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他们在社会结构方面遇到的问题相对少一些,在地理环境方面虽然遇到一些问题,但克服的手段要多一些。在文化发展方面,他们与原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一样,都遇到因人口数量少而产生的特殊问题。相对来说,原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遇到的困难要更大一些。

当然,以上分析的主要是制约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因素及他们遇到的困难,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反过来看,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也有一些有利条件,如,可以利用地处边疆、与跨界民族语言相通存在密切联系的优势,发展边境贸易或跨国贸易。也可以利用边疆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发展边疆旅游。人口少固然发展的力量比较薄弱,但人口少负担也轻,俗话说“人少好吃饭,人多好干活”,边疆地区人口稀少,自然资源丰富,如果稍加扶持,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也比较容易。在外力推动下,他们也有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超常发展,赶上先进民族的发展水平,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通过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到,制约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也有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但关键是人的因素。这些分析给人们以启示,那就是解决他们存在的问题,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核心,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到以人为本,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发展方面,要重点解决基础设施落后问题,集中解决人口较少民族居住的村寨不通路、不通电、不通邮、不通广播电视和人畜饮水困难等突出问题,打破环境的封闭状态,改善投资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要继续抓好扶贫工作,尽快地消除人口较少民族中的贫困现象。还要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

展特色产业,增加地方经济实力和群众的收入。在社会发展方面,首先要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当前要重点抓好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同时要抓好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培训。要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善医疗卫生条件,解决群众就医难等问题。要注意保护和发展人口较少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3)学术性研究的意义。如果说应用性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方面,那么学术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性和民族过程等方面。这类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特性、民族意识、民族交往、民族分化、民族融合以及民族发展趋势等方面。民族发展体现一个民族的综合实力,民族过程体现一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当然,如果从广义上理解,民族发展是指民族自身发展,它不仅包括一个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也应包括一个民族族体的发展。族体发展指的就是民族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在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过程研究方面,有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

从民族形成和发展看,人口较少民族的形成是与边疆地区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多样的生态环境分不开的,但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其他一些社会性的因素如战争、历史事件、国界划分、人口迁徙、民族分化或融合、政府政策引导等,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和人口分布都带来一定影响。

从民族意识来看,一般来讲,人口较少民族由于群体规模小,社区范围小,社群内部人际关系比较密切。出于互助和自我保护的需要,以及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隔阂的影响,这些民族内聚力比较强,有较强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有的对外界仍有防范心理。

从民族关系来看,人口较少民族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为了保障人口较少民族的平等权利,在这些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自治县或民族乡,在全国人大、政协以及有关省区的人大、政协,都有人口较少民族的代表。人口少的特性决定了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更加频繁和密不可分。如,山坝关系、农林牧渔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产业结构不同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如,生活在广西的京族过去主要从事海洋捕捞业,近年来发展海水养殖业和边境贸易业,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在青海省,一些外出务工的撒拉族基本上垄断了青藏公路运输,在北京、广东、上海经营清真餐饮业也形成一定优势,一些餐馆形成了“汉族老板、撒拉族经理,回族厨师”的经营模式。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中,人口较少民族依托资源优势形成新的特色产业,与其他民族形成新的经济交换和协作关系。在日常生活中,随着封闭的地理环境被逐步打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较少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和互动更加频繁,如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和使用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语言文字,有越

来越多的人打破族际通婚的障碍与其他民族通婚,这些都会给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给文化保护带来新的问题。

从民族特征来看,体现民族特征的主要是文化。由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极易受到其他民族强势文化的影响,因此,体现这些民族外部特征的表层文化丧失得较快。除了一些所处地理环境比较封闭,民族人口聚居程度高一些民族还相对完整保持了民族文化形貌外,一些人口分散、城市化程度较高的人口较少民族能够保留下来体现本民族特点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尽管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在逐步增加,但各民族也都试图通过某种方式来保持本民族的内部认同:有的通过保持本民族语言,有的通过维持本民族内部通婚,有的通过举行民族节日庆典和宗教仪式,民族消亡仍然是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民族文化对人口较少民族来说,不仅是民族特征的体现,也是一种可以利用并产生效益的宝贵资源,越是稀有的、濒临消失的文化越是珍贵,如何保护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在扶持这些民族发展过程中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从研究与政府决策的关系来讲,发展研究与政府决策结合得较为紧密,如制约民族发展因素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就可以被政府决策者直接吸收或采纳。民族过程研究具有更多的理论色彩,与政府决策似乎相距很远。但我们扶持

一个民族发展,不仅关心他们的现在,也应关心他们的未来。一个人类群体,在经济发展上可能有很大的实力,但在民族特性上可能很强,也可能很弱或很快消失。各民族融合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鼓励各民族自然融合,反对人为地强制同化。我们在设计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方案时,怎样贯彻党和政府关于民族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政策,这也是值得研究者和决策者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2. 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与西方区域经济理论

李岚博士的《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与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一文强调指出,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有其特殊性,西方经济理论中有一些相关的理论,可以参考,并可借鉴其中的有用部分构建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理论。

第一,杨格定理与耗散结构

民族经济的发展,实质上就是民族内部分工和专业化发展及其经济组织演进的历史过程。论述分工和专业化对一个民族内部经济组织演进作用的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和马歇尔之外,当属英国的杨格(A.Young)。他在就任19xx年英国皇家科学院经济学会的分会会长时发表题为《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被认为是代表本世纪以来分工问题的最高成就。杨格继承了亚当〃斯密关于专业化分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思想,但他不同意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范围决定分工程度的思想,而是提出了他具有深远影响的命题,后人称

之为“杨格定理”。它由三部分组成:(1)递增报酬的实现有待于劳动分工的演进;(2)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程度,而且市场大小也由分工程度所制约;(3)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他论证道:市场的大小不但由人口规模,而且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生产率决定,但生产率又依赖于分工水平,这意味着一个动态机制产生了某种良性循环,使分工水平和市场大小不断增加。

由于人口较少民族内部专业分工的演进过程所呈现的种种“均衡”都是远离热力学均衡态的亚均衡态的耗散结构,故可用耗散结构系统的涨落机制来进一步描述民族内部的专业化演进过程。这一理论的创立者里高津提出了“非平衡是有序之源”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任一系统即使处于离热力学平衡态不远的近平衡区,并虽与外界有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但其自发趋势也使该系统容易回到平衡态,而难以产生新的有序结构。系统只有远离热力学平衡态(即有巨涨落存在),才有可能形成新的稳定有序的耗散结构。就经济学领域来说,此即新的稳定的专业化分工结构。

妥善地选择产业政策,防止出现超经济的强制效应,对于促进人口较少民族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产业政策是中央政府制定的,人口较少民族难以参与。

第二,解决问题的三种理论

研究政府干预与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目前基本上已形成了三派理论。其一,是新古典派,他们主张政府不干预,认为这样最有利于经济发展;其二,是以制度学派为代表的一些理论,他们认为如果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完全自由发挥作用,就会使“贫者愈贫”,不利于落后地区发展,因而他们强调政府干预;其三,则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调和派。下面,对这三派理论分述之。

1.新古典经济学派 新古典学派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资源配臵效率,它的基本观点是,市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机制。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由交换的市场条件下,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自动地达到人人满意的均衡状态,因此市场是使地区或民族经济发展达到均衡的最佳机制。只要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地区和民族间的差距就会自然消失。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只要地区和各民族间实行自由贸易,即使没有资本和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各地区的工资水平、利润率和就业机会也会趋向一致。其道理也很简单,各地区经济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只要它们都扬长避短,通过公平交易,所有地区都会获益。例如,资本充足、劳工短缺的地区应该集中搞资本密集产业;反之,劳工过剩、资本短缺的地区应该集中搞劳力密集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地区间自由贸易就会导致各地或各民族间的要素价格

趋向一致,要素本身根本没必要跨过地区边界。

既然新古典经济学派确信市场可以带来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均衡状态,它为缩小地区和民族间之差别开的药方只有四个字:“无为而治”,放手让市场运作,地区和民族间的差距自然会日益缩小。由此引出的结论是,政府不应该为解决地区和民族间的差距进行干预,扶助落后欠发达地区和弱势民族是不必要的,还可能是有害的。他们认为政府扶助落后地区和弱势民族的做法会削弱落后地区和弱势民族进行必要经济调整的动力。更严重的是,如果政府进行干预,落后地区的经济自立性会逐步恶化,最后它们会变成必须仰仗外部输血才能度日的经济附庸。这样,政府干预不仅不能医治地区和民族间之差距这个病症,反倒可能成为加剧其差距的原因。

在我国,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扶持是“输血”及“输血”与“造血”论曾鼓噪一时,其理论根据也与上述理论有关。在现实世界中,地区和民族间之差距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派为理想市场机制设定的条件是不现实的。这些条件包括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和生产要素的完全流动性等。即使政府完全不涉足经济,这些条件也不可能满足,市场也不可能实现地区和各民族经济间的均衡发展。

至于具体的要素流动模型和贸易模型,其限制条件更多。要素流动模型要求:充分就业;单一产品;零运输成本;

各地区生产函数相同,不存在规模经济;劳工供给数量固定;没有技术进步等。只有在满足这些条件情况下,劳工才会从低工资区流向高工资区,资本流向才会正好与劳工流向相反。如果在该模型结构中放弃某些假设条件(如不存在规模经济和相同的生产函数),其结果可能是资本从低工资区(欠发达地区)不断流入高工资区(发达地区),地区和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贸易模型则要求:各地区都能接触同样的技术;地区间运输成本低得可以忽略不计;地区内部生产要素可以不受阻碍地流动,包括劳动力的流动不受人为限制等等。很明显,现实中符合这些假设的情形也不存在。

2.制度学派 19xx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于19xx年出版的《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19xx年出版的《经济理论与欠发达地区》、《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19xx年出版的《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等优秀著作既是研究落后地区的经典,也是研究民族经济学的极好范例,是制度学派的代表作。

缪尔达尔认为市场中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地区差距。如果对市场力量不做任何约束,工业生产、商业、金融、保险、运输以及其他赢利较高的经济活动都会集中在某些地点和区域;科技、艺术、文化、教育和趋势,使其他地区相形见绌。更具体地说,劳工、资本、

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并不能抑制地区差距扩大的自然趋势。就他们本身的作用而言,劳工迁移、资本流动和地区间贸易都具有马太效应:他们会使发达地区越来越富,却让贫困地区越陷越穷。首先,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会从其他地区吸引来新的劳动力。人口流动一般有很强的选择性,例如外流人员一般比较年轻、文化程度较高、有见识。这种人口流动有利于经济繁荣地区,而不利于其他地区,甚至使这些地区“人才流失”或“人力资本流失”。同样,资本的流动也会有扩大地区差距的效果。经济快速增长地区对资本的强烈需求会吸引投资纷至沓来;投资的到来反过来又会增加本地区的收入并进一步增加对资本的需求,由此又引来第二批投资。如此循环往复,繁荣地区会变得更加繁荣。落后地区则不然,由于经济缺乏活力,对资本的需求一般会比较弱。它们的储蓄率本来就比发达地区低得多,又因为没有大的投资意愿,这些地区的资本因而可能过剩,并大量流向发达地区。在我国现实生活中都能看到这些事例,例如许多内陆欠发达省区和民族地区都纷纷跑到沿海发达地区以及特区进行大量投资,或者炒房地产。很多国家的研究表明,如对银行系统不加限制的话,它会变成从贫困地区吸纳资本供应富裕地区使用的渠道和工具,因为后者的投资回报率要高一些,地区间贸易也会更有利于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的产业一般规模较大,技术较先进,单位成本较低,边际利润较高,与落后地

区的产业竞争,当然居于优势地位。落后地区的已有产业甚至手工业都可能被先进地区的产业挤垮。例如,意大利实现政治统一后,拆除了国内的关税壁垒,结果北方先进地区的工业很快在全国市场中占了统治地位,抑制了南方贫困地区的工业发展。

另外,正如我国民族地区的现实所表明的那样,落后地区或人口较少民族很难靠自身的力量建立起良好的道路体系,其他公共设施也十分落伍,这两条会进一步削弱它们的竞争能力。同理,没有外来的援助,这些地区或人口较少民族的医疗卫生系统一定会很原始,民众的健康状况会远远比不上先进地区。更重要的是,贫困地区或人口较少民族教育水平不可能很高,这样,它们的劳动生产率也会相对地比较低下。

缪尔达尔把上面讨论的这些对落后地区的的反面影响称为“倒流效应”(back wash effects)。与倒流效应相对应的是“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s),扩散效应是指经济增长中心区的扩张力向外延展,引发其他地区跟进的正面影响。当一个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时,自然在某种程度上会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这或许是由于对农副产品的需求会大大增加,或许是由于工业技术管理方法会向外扩散,或许是由于周边地区正好能生产中心地区急需的原材料,等等。一旦支援中心地区发展的产业开始上路,周边地区的消费品工业也

会兴起。如果一些落后地区获得的扩张刺激比来自于先进地区的倒流效应还强的话,这些地区就有可能变成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如果扩散效应与倒流效应势均力敌的话,它们可能会处于停滞状态;如果倒流效应压倒扩散效应的话,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经济差距则会继续扩大。

通过分析西欧各国的数据,缪尔达尔相信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那么扩散效应越强;而在发展中国家,倒流效应往往比扩散效应要强,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向。从这个观察中,有人也许会得出结论:缩小地区差距的最佳战略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扩散效应就强了,这样依靠市场的力量应足以将地区差距缩小。但这不是缪尔达尔的立场,他认为导致倒流效应的市场力量应该受到抑制,带有扩散效应的市场力量应得到支持。他进一步指出,那些地区差距小的国家都是依靠国家干预,以阻止任何地区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那里出现的地区间和谐不是由市场力量带来的自然和谐,而是由国家政策干预产生的“人造和谐”。

缪尔达尔的书出版以后,不少学者对他所说的两种效应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扩散效应在空间上是很有限的,它们在大经济增长中心附近最强,对经济发展已经相当高的地区最有效。而倒流效应的空间影响却很深远。如果情形确实如此,政府的干预就更为必要。

3.调和派 缪尔达尔的《经济理论与欠发达地区》问世

后不久,阿伯特〃赫叙门的名著《经济发展战略》也出版了,该书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对非平衡增长的论述。赫叙门认为让经济各部门齐头并进并不是最佳的发展战略;相反正是小心计划的非平衡增长才会引发出经济发展波浪式地推进。把这套思路运用到区域经济上,赫叙门认为,经济进步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都同时出现。在任何国家,总会有其中某些地区经济领先其他地区,它们构成了整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增长点”或“增长极”(growth poles)。在这个意义上,地区间增长速度上的差异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增长本身的必要条件。

一旦部分地区的增长有了牢固的基础,它们便会对其他地区产生辐射力。这些影响有些是正面的,赫叙门称之为“下渗效应”(trickling-down)。例如先进地区在落后地区进行采购和投资可以引发后者经济上的起步;先进地区吸收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可以提高后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消费水平。另一方面,有些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影响是负面的,赫叙门称之为“极化效应”(polarization)。如果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生产同样的产品,由于后者的效率较低,竞争不过前者,其制造业和出口业会受到压抑。如果落后地区生产不了先进地区的产品,后者出售给前者这些产品时,就可以借机提高价格,使前者付出高于国际市场水平的价格。

显然,赫叙门的“下渗效应”和“极化效应”与缪尔达尔的“扩散效应”和“倒流效应”是一回事。但赫叙门认为缪尔达尔的分析太悲观了。在赫氏看来,缪氏过分强调了倒流效应,以致他未能认识到,一旦先进—落后地区的两极分化持续一段时间,或迟或早会出现一个转折点,从此下渗效应将超过极化效应;落后地区开始奋起直追先进地区。不过赫叙门和缪尔达尔的立场只有度的不同而没有质的不同,尽管赫氏认为缪氏低估了下渗效应或扩散效应,他完全同意缪氏必须靠政府力量来缩小地区差距的观点。他相信,当市场力量带来的极化效应强于下渗效应时,政府应运用经济政策来校正这种局面。

第三,我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仅仅靠市场的力量无法缩小地区和民族间的差距,也无法加快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新古典派认为,市场力量可以缩小地区和民族间的差距,其主要依据是要素流动理论和贸易理论。如果生产要素果真以新古典理论描述的方式流动,区域间贸易果真以新古典理论描述的方式进行,或许市场是能够缩小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差距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式还是区域间贸易方式,很少按照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条件进行。

在现实经济中,最接近其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完全流动(指要素的完全流动性)的这些假设的经济完全不存在;

即使存在,也恐怕是在传统社会中的空间十分狭小的村落式的市场中才能发现。

新古典经济学依据要素自由流动这一假设。在中国,有的经济学家也相信,沿海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资本自然会从沿海流向内地和民族地区;沿海地区市场竞争加剧之后,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也会从沿海自然流向内地和民族地区。

然而,问题是在于资本、人才、技术、劳动力的主要流动方向是向哪里?新古典派假设,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总会流向落后地区,追求最高工资的劳动力会流向先进地区,资本与劳动力的逆向流动,会导致资本利润平均化和劳动报酬总平均化,最后达到缩小地区差距之目的。我们认为这两个假设都有问题。首先,生产要素流动并不像新古典理论想象得那么容易实现。其次,要素的流动不一定会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实际上,大部分资本是所谓固定资本(机器、设备、厂房等),一旦固定于特定的地域上,是难以流动的。机器、设备也许还可以被搬到外地作为投资,但这时已经打入运输成本。而土地、矿藏是无论如何也流动不了的。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经济中,不少投资项目都非常大,由于项目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不投资则罢,一投下去,所需资本便十分可观。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就不可能像新古典经济学要求

的那样,使资本能依据不同地区的回报率高低,对投资进行边际调整。而不能进行边际调整,就谈不上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总之,资本这一要素的自由流动绝不像新古典派所描述的那么容易实现。

资本的流动方向也往往不是像新古典派所假设的那样流向落后地区,而是相反,流向先进地区。这是因为,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所在地时,不仅会考虑投资利润的最大化目标,而且还会关心那里的社会环境、教育质量、气候条件、都市生活、娱乐设施等因素。很明显,在这些方面先进地区比落后地区的条件要优越得多,因而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就更大,这样就出现了资本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例如中国的沿海地区和特区,在吸收内资和外资方面都比内地强得多。

即使投资者只关心利润最大化,他们也倾向于把资金投向先进地区。原因很简单:哪怕落后地区的资本回报率一般相对较高,然而那儿的投资风险也较大。投资者如不了解当地的投资机会、税赋结构、需求状况、未来前景和民族状况,就贸然注入资金,有可能血本无归。而想把当地的复杂情况了解清楚,其信息成本又很高。既然先进地区以往比落后地区的平均资本回报率要高,投资者对本地情况又比较了解,他们也许更倾向于把资本用于本地投资。由于先进地区的储蓄率高于落后地区,这种趋向将会加剧地区差距,而不是缩

小地区差距。

再看劳工的流动性。希克斯认为,经济机遇的差别,尤其是工资水平的差别,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这种看法也有许多疑问。首先,即使地区间存在工资差别,人们并不一定对此完全了解。即使人们对各地区的差别十分清楚,他们也不一定会搬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搬家既费钱又费神。打入这些“成本”,搬迁也许并不合算;而且,没有必要的经费则想搬家也搬不了。更重要的是,劳工是人,有七情六欲,他们在一地住久了,会对该地的民族产生感情。毕竟那儿有他们的民族同胞、家庭成员、亲戚、朋友;有他们熟悉的住房、街道、学校、邮局、医院、商店、公共交通系统;有他们习惯了的气候、信仰、宗教、语言、风俗。搬到别处去不仅是空间上距离远了,心理上距离也远了。有时候还会有民族心理、宗教信仰、语言和文化上的距离,如加拿大的魁北克人就不太可能移民到加拿大的其他地区去。信息对劳工市场的运作也十分重要,是否移居外地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对外地情况不了解的话,人们一般不敢贸然行事。他们要了解的不仅是有关工作机会和工资福利待遇的信息,还包括诸如民族、住房、子女入学、社会风俗、文化娱乐设施等方面的信息。获得这些信息是可能的,但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到外地后必须变换工种,从头学起的代价也是很大的。由于上述原因,期望劳工这个生产要素流动会对地区和民族之间的

工资差异作出瞬时反应是十分不现实的。在这方面,研究移民的文献比新古典经济的文献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早期经济学著作很注重资本和劳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越来越多的人现在认识到技术进步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技术知识被认为是极易流动的,但是,实证研究发现,技术扩散远不如想象得那么快。发达地区人才集中,实验手段先进,是技术创新的源泉。他们在运用这些新技术生产新产品或改进生产流程上当然也走在边远地区前面。虽然技术会向其他地区或边远地区扩散,但其过程十分复杂。例如对新技术的专利制度和商业保密是阻碍扩散的一个原因。另外,技术扩散的途径似乎往往遵循着一定的路线:从总厂到分厂,从大城市到小城镇,从发达地区到边远地区……。现实表明,技术创新方面的地区和民族差别可能会加强地区和民族间的经济差距,而技术的自然扩散过程却并不能消除技术进步方面的地区和民族差距。

由此可知,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比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要弱得多,它们在地区和民族之间进行边际调整受到种种限制。这样一来,指望要素流动来缩小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差距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自发过程,对于落后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来说又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长期痛苦过程,更何况要素流动并不一定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出于社会条件方面的考虑,资本也许不会流向条件较差的落后地区和边远民族地

区。即使单从投资回报率上考虑,人们也会趋向把钱投到先进的沿海地区。这是因为先进沿海地区的工资和利润水平都比落后地区和边远民族地区要高,这样它们容易吸引到劳工和投资,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吸引新的投资。落后地区和边远民族地区的人口外流、人才外流意味着那里的市场在萎缩,这会削弱向这些地区投资的意愿。当资本不是流向落后地区和边远民族地区,而是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差距是难以缩小的,人口较少民族与发达地区先富裕起来的居民之间的差距也难以缩小。

三、22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具体问题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张丽君和杨思远教授共同撰写的《鄂伦春族桦树皮画工艺研究》不仅对鄂伦春族民族特殊工艺的保护和传承意义重大,而且提供了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具体问题研究的新思路和新视角。

该研究报告首先介绍了北方狩猎民族的工艺美术。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人一匹猎马一人一杆枪,獐狍野鹿满山满岭打呀打不尽……”,这首传遍祖国大江南北的民歌,描绘和赞美的就是“勤劳勇敢、崇尚自然、自强不息、豁达开放”的鄂伦春民族。鄂伦春族世代游猎于大兴安岭,素以能骑善射著称于世,被世人誉为“兴安岭上的猎神”。

在漫长的游猎岁月里,鄂伦春族与野兽搏斗,同森林相

伴,在饮食起居、语言服饰、民间工艺、宗教祭祀、婚丧嫁娶等诸多领域,创造凝练了底蕴深厚的狩猎文化和桦树皮文化。桦树皮画就是鄂伦春族最具有代表性的工艺美术用品,其独特、自然、古朴、神秘、悠远的历史积淀,见证着鄂伦春族发展的脉络,印证了鄂伦春族的森林情节,体现了鄂伦春族的聪明智慧,传达着鄂伦春族独特的民族情怀,她是中华民族文化殿堂里的一块瑰宝和艺苑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桦树皮文化之于游猎民族的重要性,一如陶器文化之于农耕民族。进入新石器以后,农耕部落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明了烧制陶器工艺,陶器最早成为烧煮食物、汲水、盛米面的盆碗罐,以及后来种种陶土烧成的用具。与此完全不同,北方游猎民族因为地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发明了用桦树皮制作各种生活用具的方法,并传承至今。桦树皮文化完全堪与陶器文化相媲美。

桦树皮文化在我国北方渔猎民族生活中的作用,不仅有口皆碑,而且见诸古籍。《北史〃室韦传》载,北朝时期的北室韦人“用桦皮盖屋”;《明一统志》记载明代女真人仍以“桦木为屋”;《金史》有“以桦皮为角”的记载,所谓角,即号角,一种军中乐器,在北方狩猎民族狩猎中即为哨;清代的《黑龙江外记》载“山谷多桦木以皮贴车为盖,为穹庐(撮罗子),为札哈(桦皮船)、纵缝之如栲栳(盛东西的器物)、大担水、小盛米面,谓之桦皮斗。”

考古发掘也证实了用桦树皮做生活器具的悠久历史。据对黑龙江宁安县,镜泊湖南端莺歌岭原始遗址出土的桦树皮器皿年代测定,距今三千年左右;19xx年,在呼伦贝尔满洲里市扎那诺尔的一处鲜卑墓葬中发现4件桦树皮器皿;令人玩味的是,19xx年黑龙江白金宝遗址出土1件仿桦树皮器具的陶罐,陶罐为泥质褐陶,圆桶状,陶罐上清晰可见精心模仿桦皮质感,以及“对接”、“缝合”形态,让我们一览远古“桦树皮桶”的模样,经测定,该陶罐为三千多年前作品。这是陶器文化与桦树皮文化的合璧,是农耕民族与狩猎民族智慧交流的结晶。

桦树皮工艺用品之所以伴随鄂伦春族以及其他北方狩猎民族,自远古一路走来,有其必然性。一方面,鄂伦春作为狩猎民族长期生活在森林中,而大兴安岭的地域森林特色是“鄂伦春地宜华”,桦木林占整个林木的20%,桦树皮资源丰富;另一方面,桦树皮质地柔软,成张成片、易于加工、不透水,制品轻便、防虫、不怕磕碰的种种特点,自然为智慧的鄂伦春人所青睐。几乎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桦树皮。据《朔方备乘》记载,“东北诸部未隶版图以前,无釜甑罂瓿之属,熟物刳木贮水,灼小石淬水中数十次,瀹而食之。”这里所说的“未隶版图以前”,即指后金和清朝统治之前,也就是17世纪初,尽管当时没有“釜甑罂瓿之属”,但桦树皮用品却异常丰富,完全能够满足日常生活之需。桦树皮工艺

用品的出现和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鄂伦春族的历史。

在弓箭扎枪时代,桦皮船是鄂伦春人重要的生产工具。猎犴时,没有桦皮船无法进行。犴的生活习性是,每到傍晚或早晨会到水泡子里,它喝水、吃水草的时候,都要把头潜入水中。鄂伦春族猎民利用这个习性,在犴进入水泡前就隐蔽其中,待犴进入水泡时,轻划桦皮船,手执扎枪,向低头喝水的犴靠近,然后乘其不备,突然把扎枪投向犴的心脏。即便在鄂伦春族有了马匹和枪支以后,桦皮船仍是重要的狩猎和运载工具。夏季,猎人为了让马匹得到休息机会,以备冬季更好使用,就改乘桦皮船出猎,猎物也用桦皮船运回。“以桦皮为屋”是鄂伦春族世代的住所,这种屋,鄂伦春语叫“斜仁柱”或“仙人住”,俗称“撮罗子”,其上覆盖物就是用桦树皮制作的“铁克沙”。鄂伦春人还有一种高脚仓库“奥伦”,上面的遮盖物也是桦树皮。桦树皮制品在鄂伦春人生活中随处可见:姑娘出嫁时用来装嫁妆的桦皮箱子“阿达玛拉”;平日装针线的盒子“奥乌沙”;装帽子的尖盖圆形盒“毛力春”;装肉干、稠李子或粮食的大桦皮桶“卡密”;装神的桦皮盒“玛塔”;还有小型桦皮制品如茶盒、烟盒、弹药盒;用桦皮制作的“鹿哨”、“狍哨”;桦树皮杂件有悠车、帽子、书包等等。显然,这个阶段的桦树皮工艺用品表明了鄂伦春族还处于游猎时期。

桦树皮画是桦树皮工艺用品中的重要一种,它从简单适

用的生活必需用品中脱颖而出,成为满足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等北方狩猎民族精神文化特殊需求的用品。桦树皮画是用桦树皮为绘画材料,运用桦树皮天然形成的纹理、树节为绘画元素,利用独特的绘画工艺和技术绘制的以反映游猎民族社会生活为内容,体现游猎民族思想情怀的工艺美术作品。和纸质、布质美术作品不同,桦树皮画是桦树皮艺术;和一张白纸上完全创作的视觉艺术形象不同,桦树皮画利用了桦树皮的天然纹理和树节来进行创作,从一定意义上说类似根雕艺术;和农耕、游牧、工商业民族的绘画艺术不同,桦树皮画反映了我国北方游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情怀;和一般以笔和颜料作画不同,桦树皮画主要使用揭皮手法和碳化工艺来进行创作,崇尚自然和环保理念。自然古朴、不可复制、装饰性强和游猎民族的民族特性,是桦树皮画的几个突出特点。

桦树皮画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最早阶段是雕刻在树干上的图腾崇拜。狩猎的鄂伦春人、鄂温克人、达斡尔人和赫哲族人都信仰萨满教,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山曾是氏族部落祖先的居所或起源地,并主宰各类禽兽。鄂伦春、鄂温克猎人认为禽兽属山神(白那恰)豢养,日常能猎获何种野兽和猎获多寡,全靠山神赐予。传说山神能变成老虎或老人,帮助猎人。它常游荡于山林,故入山行猎,禁绝喧哗,以免触犯山神;凡经老林、陡崖,要向山神祈求好运。山口大树

常被削去树皮,绘成一幅形似人脸的山神像,以供过往猎人叩拜,敬烟献肉,并往其嘴上涂抹兽血和肉脂。第二个阶段是在桦树皮用品制件上的装饰图案,有祥云、各种花草、树木、动物和人物形象。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等游猎民族,崇尚自然,对自然界各种花草鸟兽格外钟情,常引为装饰。第三个阶段是脱离具体生活用品的装饰地位,发展成独立的一门绘画艺术。关于桦树皮画出现的第三个阶段,鄂伦春自治旗“乌力楞民族工艺品”作坊的工艺师何磊,向调查组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xx年何磊初次经营桦树皮工艺品时,曾让自己的大姑制作了20个桦皮盒子,每个盒子他以20元价格付给大姑,他没有直接将盒子出售,而是加上了简单的装饰图案,有花、木、鹿、狍子等,然后送到海拉尔旅游品经销店,每个盒子卖到50元。他立即意识到,盒子之所以涨价了,全赖那些装饰图案。第二批送货就全部变成了桦树皮画了。由此可见,这个阶段,桦树皮画和桦树皮工艺品作为独立行业发展起来,是定居生活和结束游猎生产方式的转产奠定了经济基础。

从内容上,桦树皮画可以分为三类:动物画、人物画和风景画。鄂伦春族和北方游猎民族对动物的熟悉程度,一如农耕民族之对于植物。只有了解动物的生活习性才能成功猎获它,只有熟知动物的雄雌、大小和生理结构,才能更好利用其不同部位,对动物的欣赏就是对劳动产品即猎品的赞

美。人是万物的灵长,对人自身的欣赏是一个民族自我认知的前提,人物画对猎民英雄莫日根的刻画,对老人、妇女和孩子的描绘,充分体现了一个游猎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风景画则刻画了游猎民族的审美情趣,反映了游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人文情怀。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如今桦树皮画已经走出大兴安岭森林,为越来越多的民族所接纳,她出现在宾馆饭店、学校和办公室、家居装饰、旅游纪念、礼物馈赠和博物馆收藏等各类场所,与此相伴,桦树皮画的制作也逐步发展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独立分枝。

其次,该研究报告详述了桦树皮的剥采、储存与处理工艺。桦树皮是桦树皮画的作画材料。鄂伦春族所生活的大兴安岭森林中,桦树皮资源丰富,其柔软的质地很早就为鄂伦春人所认识。桦树皮作为绘画材料,需要经过剥采、储存与处理等工艺过程。

每年阴历5—6月间,是剥采桦树皮的最好季节。这个时期为桦树灌浆期,桦树皮与树干之间充满水分,桦树皮最容易剥离而又不会伤及里面的树干。剥采桦树皮的方法是:选择树干较直,粗细最好在30cm以上的桦树,剥皮之前,先在树干上下用猎刀各划一个圈,然后在两圈之间划开一条直线,这时桦树皮就会顺着开裂处慢慢剥离,用手和工具撬开,桦树皮就会脱落。

鄂伦春自治旗“乌力楞民族工艺品”作坊的工艺师何磊,对调查组讲解了剥离桦树皮的方法。选好桦树后,先爬到树干距地面约2—3m的高处,然后随着身体下滑用猎刀自上而下在树皮上划一条直线,用削尖的木棍尖端,从划口处开始剥离桦树皮。何磊强调,只要刀口深不伤及树干输送养分的呈黄色的内层,桦树即使被剥皮,也不会死掉,而且过若干年后会生出新皮,但新皮就不宜再剥了。他此言不虚,调研组多次到桦树林都见到过重新长出新皮的桦木。

调研组于20xx年8月1日来到鄂伦春自治旗托扎敏乡,54岁的老猎民白塞柱说:“你们来得稍晚了一些,要再早来半个月就赶上剥桦树皮的季节。”经不住我们一再央求,他带领调研组进入了桦树林。他选好一株直径约20cm的桦木,用斧子自上而下轻轻砍出一条长约2m的直线,再从中间划一个圈,显然是想以圈为界剥出上下两张桦树皮。他用斧刃自裂口处用力剥开树皮,当剥到约四分之三时,用手轻轻一扯,整张桦树皮脱落。树干上清晰可见保留着黄色的输送养分的内层,白塞柱告诉我们,不会扒皮的,伤到黄色层,树木就会死掉。

剥下的桦树皮如何卷成捆,颇有学问。桦树皮刚剥下时,由于自然特性,天然呈表面在外、内面朝里的卷曲状态,如果任由这种状态保存下去,作画时就不能保证画面平整,所以,从剥离开始就要反自然状态,使表面朝里、内面朝外卷

捆。但这样卷捆,由于是反自然状态,张力作用很容易自动松开。白塞柱显然经验丰富,他事前就带来了一张自然成卷的桦树皮,他将这张自然成卷的桦树皮裹在刚剥下的已经反自然卷捆的桦树皮外面,然后再用绳子扎紧。这样做不仅使新剥下的桦树皮在呈反自然状态卷曲时不易松开,而且外面加裹一层桦树皮可以起到保护作用,新剥下的桦树皮在森林中搬运时不会受到刮蹭。整个剥采过程如下:

划线→剥离→卷捆

关于桦树皮剥离方法,各种说法虽有不同,但以下几点至关紧要:第一,桦树选择一般是根据需要。制作大型桦树皮工艺品,如桦皮船和盖撮罗子用的“铁克沙”,则应该尽量选粗大的桦树,如果制作小件桦树皮工艺品,则可选小桦木剥皮。制作桦树皮画则不同,如果画家自己剥桦皮,则可以到森林里进行观察,根据创作需要进行选择。如果画家靠别人剥采的桦皮创作,则创作空间就会缩小。第二,要注意剥采桦树皮的季节,季节不对,不仅剥离困难,而且桦皮容易损坏,且会造成桦木枯死。第三,剥离桦树皮时,开刀不要太深,以免伤及桦木养分输送的黄色层。如果能够与林场的采伐任务配套进行,则效果最好。第四,卷捆要反自然卷曲,以保证桦皮平整。

剥采的桦树皮不能立即用于作画,需要储存一段时间,待到桦皮水分干后才能使用。储存时要将桦皮表面朝下、内

面朝上,以石头等重物镇压,使桦皮达到平展。在储存过程中,随着桦皮所含水分逐步减少,桦皮逐渐平展定型,就可以用于作画了。

桦树皮树脂含量高,质地柔软,即使干燥后,折叠自如不会断裂。但是到了冬天,气候过于干燥,桦皮中的水分完全丧失,桦树皮的柔软度大为下降。为了便于制作工艺用品,需要对桦皮进行处理,方法是用热水漂洗。

鄂伦春人用大锅烧水对桦树皮进行处理。在托扎敏手工艺品加工厂,该厂工艺师阿吉伦老人为调研组展示了桦树皮处理方法。支起一口大锅,加水后点燃木柴加热,水温至70—80℃时,阿吉伦老人将桦树皮伸进锅内进行漂洗,漂洗时间1—2分钟,漂洗要均匀,使整张树皮两面都要漂洗到。漂洗后将桦皮表面朝下、内面朝上,以重物镇压,使桦皮平展晾干。经过处理,桦树皮恢复了柔软性,对于手工艺品制作来说,桦皮越柔软越好。如果是在春、夏、秋季,上述漂洗过程就没有必要,因为在这三季里,桦树皮因水分较大已经很柔软了。

何磊介绍说,桦树皮分为生皮和熟皮两种,熟皮就是经过热水漂洗过的桦皮,而生皮没有经过漂洗。创作桦树皮画时,生皮比熟皮好,因为生皮纹理未遭到破坏,在绘画中无疑增加了创作空间。但熟皮韧性好,更适合制作形态变化较大的其他工艺品。

再次,该研究报告提出了桦树皮画的艺术构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人类劳动时指出:“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成竹在胸,是一切真正人类劳动的本质特性,对于桦树皮画创作来说,成竹在胸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桦树皮画的创作要运用桦皮天然纹理和树节斑点等天然元素,而且使用碳化工艺绘制,又不可以修改,如果不能做到成竹在胸,不是在实际创作中难以对天然纹理和树节进行高度艺术性驾驭,就是在出现错误时因无法修改招致整幅画作失败。桦树皮画的艺术构思,不仅是一般人类创造性活动的共性要求,也是为了避免上述两个因素导致创作失败的特殊要求使然。

桦树皮表面呈银灰色,多树节斑点,粗糙裂纹,但在何磊眼中“每张桦树皮天然就是一幅画”,但这仅仅是一种夸张说法,要创作首先就需要构思。构思肇始于想象,升华于意象,终成于形象。这是一个从无形到有形的创作过程。

艺术想象是个“有我而忘我”的过程。一个不能“忘我”的人,很难从事艺术创作。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与物游。”刘勰的“与物游”

忘我境界来自庄子,是神游神思,尽管讲的是文学,但也适于绘画。“有我”就是画家的审美体验在绘画创作中的体现。审美体验贯穿于整个绘画创作过程,是画家个体审美体验的转换状态,其视觉形象所表达的是源自画家心灵的个体体验。正因为画家独特的审美体验,才使绘画成为一种个体创作的必然存在,才使绘画作品中隐含了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如果说“忘我”很难体现出艺术家的个性,“有我”则恰恰凸显了这种个性。对于何磊这样的鄂伦春族工艺师来说,这种审美个性就是其游猎民族的民族性。以他为调研组创作的《秋韵》来说,一张桦树皮的粗糙的下半部分,我们觉得像波涛汹涌的海面,他却说,“对于没有见过海只在森林里生活的鄂伦春人来说,根本不会想到海,这就是大兴安岭的土地。”这是“有我”对于想象的限制。

想象是构思的开始,充满构思的整个过程,但不是构思的目的,构思的目的是要完成对想象的定位、选优和组合配臵。这样才能由初级想象升华为带有创作灵感的初级意象,初级意象经过艺术加工,最终成为一个艺术形象。这个“从无象到有象”的过程,是一般绘画艺术构思的特点。“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对于桦树皮画构思来讲,桦树皮表面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有许多纹路和树节斑点。易言之,一般绘画构思是“从无象到有象”的过程,但桦树皮画构思一开始就在桦树皮上出现了“有象”。这个“有象”

不是所创作的形象,而是天然就有的树节斑纹等。所以,桦树皮画构思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桦树皮的“天然有象”经过“无象到有象”的构思过程,转变为作为构思结果的“有象”的一部分。这种构思特点和根雕艺术创作的构思过程十分相像。在《秋韵》创作中,何磊就是将桦树皮上的一个大树节处理成几株树,将粗糙的下半部分桦树皮元素当作大兴安岭一条河的河岸来处理,从而实现了将“天然有象”转变成构思创作的形象。可以概括地说,桦树皮画的构思过程是:

天然有象→无象→艺术有象

《秋韵》下半部分是近景,由桦树皮粗糙的表皮构成,基本上保持桦树皮天然状态,放在整个画面上,读者不会想到波涛汹涌的大海,而是构成一条河流岸边的土地和岩石。中景是河边停泊的一艘桦皮船,船舱里放有一只鱼篓,船尾部被几株树木遮挡起来,只见船头船身,不见船尾。船上有无鄂伦春族猎人,纯粹留给读者想象。需要说明的是,这几株树木的主体部分是绘制的,但树的根部和干部利用了桦树皮天然的树节,碳化后有机融为画面的一部分,作为树根和树干极为传神,这就是将天然有象转化为艺术有象的结果。远景是河对岸的树林、撮罗子和远山。整幅画作传达出一幅宁静、悠远、成熟的秋韵意境,是鄂伦春族人民最熟悉的艺术形象。画作美中不足的地方在于构图,近景篇幅略嫌过大。

最后,该研究报告介绍了桦树皮画工艺流程与技术。

(1)桦树皮画的工艺流程

在桦树皮经过剥采、储存和处理之后,在画作构思引领下,就可以制作桦树皮画了,整个制作工艺过程如下:

选材→固定背板→揭皮→碳化绘制→题词加印→涂油→表框

选材。将桦树皮天然纹理与创作内容相结合,从已有的桦树皮中选取其天然纹理适于创意画面的桦树皮。

固定背板。确定好画面的大小尺寸,依据此尺寸裁剪一块背板,背板用纤维板或三合板,将裁剪好的背板臵于已经选取的桦树皮上,沿桦树皮边用刻刀裁下,将裁下的桦树皮内壁粘在背板上,粘合选用专有的木老爷万能胶,双手压平桦树皮使其与背板粘合均匀而牢固,边处用钉加固。

揭皮。从桦树皮左上边缘向右下边缘或左下边缘向右上边缘揭皮,用刻刀轻挑起白色表皮一角,手顺树皮横裂纹起皮,需要平滑画面的部分可多揭几层树皮,呈现淡黄色平滑表面。结疤处通常不揭表皮,直接利用其作为画面景观的一部分或一点,如作为山坡、湖泊、地平线等。如果部分桦树皮天然纹理成波浪状等天然画面也可不揭皮直接塑型为创意画面的一部分内容。

碳化绘制。用电烙铁作为画笔,高温使树皮碳化成棕色,通过手的力度和碳化时间长短来实现颜色深浅差别,手的力度越轻且电烙铁划动速度越快,线条的颜色越浅,反之颜色

越深。电烙铁尖竖立划动形成细线条,卧式划动形成粗线条,画家由此使电烙铁如画笔般在桦树皮上行云流水地作画。电烙铁绘画完成后要用颜料为画面内容上色,一般用丙烯或水粉,丙烯上色的表现力强,且与桦树皮本色融合自然,不像油彩那样厚重,也不像水彩那样恬淡,与桦树皮画风格不合。

题词加印。桦树皮画完成后,画家将画名题于画面左上方或右下方空白处,仍用电烙铁作笔题词,然后将画家封印盖于画面左下角。

涂油。为使画面在视觉上有柔润感,并且防止桦树皮出现干裂影响画质,画家要在画表涂抹一层植物油。据画家经验,植物油以桐油为最佳,首先将植物油倒在画表,然后用棉布将植物油在整个画面涂抹均匀。

表框。画框用柞木制作,将与背板粘合的桦树皮画臵于画框中,用钉在周边固定即可。

(2)桦树皮画制作技术

用桦树皮绘画,用的不是桦树皮内面,而是表面。由于桦皮表面粗糙,完全是自然形态,要进行创作,首先需要揭去表皮,揭皮是一种工艺技术。揭皮后的桦树皮犹如一张画纸,但毕竟不是画纸,而是木质树皮,作画工具不是笔墨和颜料,而是烙铁,通过碳化过程进行作画,碳化是桦树皮画创作中的特殊技术。画作完成后,整个工艺品的质地仍然是桦树皮,为了使画面光洁,尚需擦油。在桦树皮画制作过程

中运用到三种制作技术:揭皮技术、碳化技术和涂油技术。

揭皮技术。用刻刀在桦树皮边上轻划划口,再用手顺着桦树皮的天然纹理起皮,先揭掉白色的表皮,如果露出的淡黄色内表皮不够光滑平整,可再扒掉一层皮,这时不用刻刀,以免损坏下面多层表皮,而用手指搓起已露出的内表皮的一角,再用手顺着天然纹理扒下一层皮,按照此法直至将整张桦树皮的揭皮完成。

碳化技术。高温的电烙铁接触桦树皮后,由于碳化使得淡黄色的桦树皮变为棕色,由此可利用电烙铁作为棕色画笔在浅色桦树皮上作画。手执电烙铁的力度和碳化时间长度能决定碳化颜色的深浅,颜色深浅差别完全由画家通过控制电烙的力度和时间来实现,力度越轻且电烙铁划动速度越快,线条的颜色越浅,反之颜色越深。电烙铁尖竖立划动形成细线条,卧式划动形成粗线条,画家由此使电烙铁如画笔般在桦树皮上行云流水地作画。

涂油技术。将适量植物油直接倒在画表上,根据画家经验,选取桐油为最佳,然后用小团棉布均匀地将植物油涂抹到整个画表,使桦树皮画在视觉上产生柔润感,且防止桦树皮干裂,保持画质。



更多类似范文
┣ 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 7300字
┣ 深入阅读: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 7200字
┣ 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 7300字
┣ 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 7200字
┣ 更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 搜索类似范文

更多相关推荐:
20xx年11月国内时事政治6600字

20xx年11月国内时事政治Tag国内时事时事政治20xx1201来源江苏公务员资讯网打印我要提问国内部分1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20xx年11月国内时事政治6500字

1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强调要按照全会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

20xx年7-11月国内时政汇总30700字

20xx年11月份国内时事政治热点新闻事件汇总1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强调要...

专栏推荐
大家在关注

地图地图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