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眼中的公诉人(2500字)

发表于:2016.4.18来自:www.ttfanwen.com字数:2500 手机看范文

刑事辩护律师眼中的公诉人

检察官代表国家指控揭露犯罪,从而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正是公诉人显现在世人眼中的形象。

那么,公诉人呈现在控辩对手辩护律师眼中的形象又是什么样呢?笔者作为从事十多年刑事辩护的律师,试图从刑辩律师的视角谈谈对公诉人的印象和期冀。

一、在辩护律师的眼中,公诉人应当是社会正义的化身和代表

公诉人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揭露指控犯罪,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维护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不仅要求实现实体正义,还需要以让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就要求公诉人在揭露指控犯罪时应当严格遵守诉讼程序,以防止公权力对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利益造成不当的侵害。

因此,优秀的公诉人不仅要做到准确指控犯罪,还要在

刑事诉讼过程中注意保护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辩护律师看来,公诉人在注意保护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权益方面仍需投入极大的努力。

二、在辩护律师的眼中,公诉人应当是客观公正的象征 客观公正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前提,同样,客观公正也是公诉人在刑事诉讼中必须坚持的原则之一。

公诉人是参与并推进诉讼的重要主体,但是他们并不是简单的一方诉讼当事人,其诉讼的目标不应简单地局限于追求胜诉。如果指控错误,既使得到判决的支持,也是法律和正义的失败。

遗憾的是,辩护律师们经常能够感受到公诉人在诉讼中过于看重控方角色,追求胜诉的色彩非常浓厚。

公诉人客观公正的立场应当体现在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之中。

从法律对于有关审查起诉的规定可以看出,公诉人的审

查工作对于侦查机关认定的事实和结论起到的是过滤器的作用,而不是对它的重复推理和简单认同。在这个阶段,公诉人具有一定的居中裁决权,这种特殊的角色和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必须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

辩护律师对于一些影响案件定性和量刑的证据线索申请检察院调查取证,很难得到公诉人的采纳,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公诉人客观公正的形象。

公诉人在审判阶段有权要求延期审理,也可以要求撤回起诉,法律设置这些权利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为了使公诉人通过庭审活动可以依据客观公正原则主动纠正原来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指控。

在审判阶段,根据客观公正原则的要求,公诉人不仅要收集和出示有罪的证据,也要收集和出示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司法实践中,有些公诉人不太重视其应有的客观义务,往往只注意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

而忽视收集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有些公诉人为了追求胜诉,甚至将收集到的对辩方有利的证据故意不予出示。凡此种种,都是对公诉人角色地位的误解。

现在上诉申诉案件如此之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被告人对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的不服,尽管公诉人取得了胜诉的结果,但是并没有解决被告人内心服判的问题,许多辩护律师也认为指控和判决不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值得公诉人重视和思考。

三 、在辩护律师的眼中,公诉人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应保持一种平和的执法心态

社会大众对犯罪人的态度反映了他们朴素的正义感和个人情感,从这个角度说,民众对犯罪分子即使是咬牙切齿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正常心态。

但是,公诉人所受专业教育的特殊性以及其职业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待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态度与普

通百姓的态度应当有极大的不同,公诉人应当有一种比常人要求更高的信守规则的平静心态。司法公正也要求对于被告人和受害人的权利在双方博弈中受到同等的重视和保护,公诉人对待被告人应当和对待各方诉讼参与人一样,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不偏不倚,保持一种平和理性的态度,而不应当带有个人情感和偏见。对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论其罪恶有多严重,不论引起的民愤有多大,也不论舆论批评有多厉害,必须把他们当人看待,平等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野下,公诉人更应有一种平和的心境,体现出崇高的神圣的执法境界。

四、在辩护律师的眼中,公诉人应当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心态处理和辩护人的关系

公检法等机关的办案人员和律师之间有着共同的教育背景,面临着同样的社会问题,有着相同的维护司法公正的

历史使命和价值目标,大家应当在这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内建立一种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平等对待的理性关系。

公诉人在处理和辩护人的关系时,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公诉人应当树立平等意识,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辩护律师。公诉人应依靠证据和法律实施指控,以证据服人,让事实说话,而不能在诉讼活动中以职业的优越感压制辩护律师,不尊重律师的执业活动,甚至限制和剥夺律师的执业权利。

其次,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应重视听取辩护人意见,这既是公诉人的法定义务,对于提高公诉案件的质量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主动听取或重视律师意见的情况并不普遍。

还有,新律师法将辩护律师的阅卷权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保障辩护律师及时阅卷的义务就落到了公诉人身上。尽

管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公诉人的工作量,但是,对于公诉人来说,辩护律师尽早阅卷全面了解案情,有利于在审查起诉阶段向公诉人提出更加合理公正的意见,也有助于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全面客观公正地审查案件。而且,公诉人作为执法者和法律监督者,自应带头模范执行法律,为辩护律师阅卷提供方便和保障。

但是,辩护律师还是感到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常常遭到公诉人的拒绝和推诿。特别是有些重大复杂的案件即使进入到审判阶段,公诉人也不能为辩护律师查阅全部卷宗提供方便。

五、在辩护律师的眼中,公诉人的出庭活动应当是一个说服法官、征服律师、降服被告人、信服听众的过程

公诉人在庭审中阐明的案件事实必须有相关的证据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于证据间的矛盾应当说明,排除合理怀疑,形成唯一的结论。

公诉人对事实和被告人行为的法律评价,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和相关法律理论,不能任意曲解法律或牵强附

会;

公诉人对于其阐明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与其得出的结论之间必须有内在联系,事实要与适用的法律相对应,并能必然地推出结论。

公诉人在庭审中应当使用普通话,发表意见要注意掌握分寸,切忌得理不饶人,应当尊重辩护人,营造友好和谐的论辩气氛,以利于双方冷静客观地分析案件。对过激的辩护言词,不可图一时之快而使用一些刻薄、挖苦的语言,即要彰显风采,又不失对他人的礼貌和尊重。

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

杨矿生律师

20xx年11月10日 晚




第二篇:一名律师眼中的德治与法治 21000字

一名律师眼中的德治与法治

北京分所 朱磊

德治与法治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值得思考与讨论的话题,究竟以哪个为重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结论。

法律与道德总是相辅相成,珠联璧合,回顾古今中外的历史,不难发现,法律与道德从来都是一个相互蕴涵和包容的整体,只有二者并举,法律与道德才能既保持各自的特性,又相互融合;既有不同的实施途径,又相互影响。

作为一名律师,我从不否认法治的重要性,因为法律是我毕生追求的理想与事业。但同时,在从事法律行业的道路上,我也渐渐觉得目前的中国社会在已有的法治基础上,更需要道德的建设。

首先,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人类社会的正义和善正是法律的价值依托以及最终归宿,法律的源头是道德。没有道德的引导,法治岌岌可危;没有对某种道德理念的诉求,法律只会沦为工具和不当利益谋求者的奴仆。

法律推行于世首先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违背人类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的法律即使被制定也难以得到推行,更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其次,由于法律语言的复杂性以及法律的固定和社会活动的灵活之间的矛盾,法律条文往往会预留大量的弹性条款和自由裁量空间,这些将由执法者根据自身的法律知识和道德水平去裁量。随着法律行业从业人员选拔制度的不断完善,一个缺乏法律知识的人很难跨过法律行业的门槛,一个没有经验的法律工作者也不会被提拔成独立的执法者。当一名具备法律知识和法律经验的执法者在执法时,确保他公正性的最大因素就是道德的约束。作为律师,我们都知道一个案件的客观事实是永远无法再现的,在法庭上所争论的案件事实只能是根据证据推断的法律事实。此时,对于证据材料的取舍和确认,在具备法律知识的法官身上往往最需要法官的道德水平去加以调整和约束。在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也需要法官保持高尚而独立的人格。现在,我们几乎没有机会看到一份法律概念错误的判决文书,但却能有机会看到一份貌似公正却又不那么公平的判决。

司法制度非常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法官总是孤独的,为了保持公正和独立,他们与外界交往不多。这是一种较为极端的做法,却也是一名高尚的法官对自身的约束和对这个职位的尊重。 第三、道德是守法的基础。

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法律的存在,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在社会活动中遵守规则。当大多数人对某一法律不屑一顾时,执法者很难对一个庞大的群体去进行处罚,立法者将会反思这部法律的本身是否需要调整或废除。 就象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已经脱离了社会背景,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废除这种制度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例如,根据规定: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的人就可以被劳动教养。但今天的现实中,恐怕再没有听说过谁因为这样的原因被劳动教养。

最后,社会行为是变化多样的,再完备的法律条文都不可能时刻紧随社会变化的步伐。法治只能让人不为恶,但却不能让人为善;但德治却能在让人不为恶的同时更要为善。法律是社会活动中的底线,而道德却是指引社会不断进步的明灯。

学术界关于德治与法治的讨论从未中断,但如果单纯地迷恋法治,是无法解决目前的很多社会问题的。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法律制度,都无法彻底改变社会信用的危机。现在市场上造假行为依然泛滥,欺诈现象愈来愈多,我们不禁要问:这个社会到底缺少些什么?是更为严厉的法律制度还是道德的建设?

在市场诚信日益缺失的今天,我们不缺少市场的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的关注,但我们缺少道德的支撑。目前的中国社会,法律越来越多,但道德的建设却相对滞后。

处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着飞速的变化;处在市场经济的旋涡中,人们也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市场的理念。如果缺乏道德的指引,认为市场至上、法治万能,其结果就会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样:不可以交易的东西成为交易的对象,不可以法治的行为法治化。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深陷于自设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反腐的力度在不断增强,落马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惩罚不可谓不严厉,政府的决心不可谓不坚定。但我们还是能够不断听说有新的腐败案件发生。在老百姓拍手称快的同时,作为法律执业者,不得不思考,法制能否真正地根除腐败?

中国古代哲人曾说:“刑期于无刑”。死刑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死刑,法治的最终目的是使法治消亡。美国比较法学教授埃尔曼也有句名言:法律不被信仰,那就徒具形式。在法治与市场机制越来越完善的今天,我们应该分出比现在更多的精力去进行道德建设,以德治弥补法治与市场的缺陷,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道德不倡,天下不宁。为物生贪欲,贪欲生妄念,妄念即祸根,祸根必大乱。”道德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调控手段之一,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需要有高尚的道德来规范和维系。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为了构建和谐社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了优秀的中华民族不断进步,目前的中国社会,更需要加强德治的建设。

国学视角看德治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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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1-5-11 09:30:00 被阅览数:23 次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这句话很好地道出了道德和法律各自的局限性以及两者之间互补相济的关系。它对于我们在今天恰当地看待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礼记·曲礼上》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庶人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而大夫则是贵族。按照唐代的孔颖达《礼记正义》的说法:“‘礼不下庶人’者,谓庶人贫,无物为礼,又分地是务,不服燕饮,故此礼不下与庶人行也。”《礼记正义》又说:“‘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设其刑,则是君不知其贤也??非谓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则以八议议其轻重耳。”可见,传统社会是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的,对于老百姓需要以法治之,而对于贵族则需要以德治之。现代社会没有这样的等级区分,所以德治和法治不再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而只是治理同一个社会的不同

方法罢了。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来说,德治和法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样,不可偏废、缺一不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在功能上都是有其各自限囿的,它们都不是万能的,而是都有失灵的地方。当法律失效的时候,道德就派上了用场;反过来也是一样,当道德失灵的时候,法律的不可替代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法律并不能代替道德,家长里短很难诉诸法律来解决,俗语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再如文人打官司,抄袭剽窃之类的文坛纠纷,即使诉诸法律、对簿公堂,外行的法官恐怕也难明就里、明断是非。人世间许多事情难以通过法律来化解,只能靠道德来调节和约束。

一个社会,倘若离开了道德的信仰,完全诉诸法律调节,决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法律总是有自己的盲区。过分崇拜法律的人往往以为一个社会只要立法充分了,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据《圣经》记载,使徒保罗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法律降临,为的是增加犯罪。”其实这也就是老子所谓的“法律滋彰,盗贼多有”的那个道理。为什么说“法律滋彰,盗贼多有”呢?因为法律对人们的约束,说到底超不出利害的权衡,就像荀子所说的“两害相权择其轻,两利相权择其重”。法律使人们在守法与违法之间的博弈中做出权衡和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它所采取的不过是以毒攻毒罢了。董仲舒说得好:“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汉书·董仲舒传》)。以法制恶,与其说是抑制了人们的功利心,倒不如说是利用了人们的功利心更恰当些。

倘若离开了人们的德性自觉基础上的自我约束,即使法律多如牛毛、汗牛充栋,也难以形成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离开有效监督的法律,只能是一纸空文。而监督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无缝隙、全息性的,它总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盲区和死角。据美国官方前些年提供的数据,美国的律师人数约占全世界律师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这从一个侧面透露出美国司法制度何其发达。但吊诡的是,美国的犯罪率迄今依然居高不下。完全诉诸法律,无异于饮鸩止渴。

法律的遵守,不可能通过人的自律。法律无法使人们达到“慎独”境界。这也就是一部法律倘要有效地执行,为什么绝对不能离开有效监督的原因。法律若要有效地实施,就不能不依赖于强有力的监督,倘若监督者本身出了问题,一切就都形同虚设了。最为可怕的是,法律的失灵往往源自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共谋”。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批评法家重法轻德的极端主张时指出:“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此种偏颇,正是片面夸大法治的弊端所在。德治与法治两相比较,还是德治略胜一筹。因为道德能够使人达到“慎独”的境界,而法律的约束则无此能力,也无此效果。从长远着眼,只有道德教化,才能收到“绝恶于未萌,起教于微眇”(《汉书·贾谊传》)的效应。在一定意义上,道德是预防性的,它着眼于人的私欲之未萌;而法律是事后约束性的,具有滞后性。此正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这里,实际上比较了法治与德治的优劣高下。在孔子看来,一个社会的治理,倘若仅仅诉诸法律,虽然能够使老百姓避免犯罪,但是却无法使他们有羞耻感。如果用道德来教

化老百姓,那么他们就不仅会自知羞耻,且能自觉地恪守规矩。显然,就此而言,德治比单纯的法治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一般地说,德治和法治应该双管齐下,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又应该有所倚重。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出现滑坡、诚信发生危机,特别是存在集体堕落的情况下,就必须把法治摆在特别突出的地位,否则就难以在可预见的将来,有效地遏制并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仅靠呼唤人的良心发现,恐怕于事无补,因为这无异于缘木求鱼、一厢情愿。打个比方,德治就类似于中医疗法,而法治则类似于西医疗法。急症宜采取西医方法,因为它见效快,疗效显著;缓症宜采取中医治疗,它起效周期长,但疗效稳定,不宜复发。发生了急症,中医往往是“远水不解近渴”。所以,出现道德急剧滑坡,除了强化必要的道德教育之外,必须果断地优先采取法治的办法,强迫人们弃恶从善。惟其如此,才有可能挽救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给人们以向善的信心。

总之,只有德法互补,相机突出重点,方能共同襄成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健全治理之道,也才能达成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作者:和中华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所谓德治,是把道德教化作为主要的治国手段,追求社会道德的协调,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来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德治将道德与政治紧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得许多道德规范同时又成为政治信条,这就在客观上将道德置于上位,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实行有效统治的工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深受德治思想影响的中国人习惯于从人伦道德的视角观察和判断政治事物。

德治思想是儒家经世思想的核心,源于自夏至周逐步形成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礼治思想,也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之精义,尤其是管仲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德治”思想。《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它的主要内容。儒家学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

德治思想是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之上的。我国古代很早就有民本思想,即认为人民是国家唯一的重心,民为邦本,本固则国宁。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更是将这一思想做了充分的发挥。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在总结夏王桀、商王纣灭亡的教训时说:“桀纣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尽管从本质上看,儒家的民本思想归根到底还是以君为本,对民的重视是立足于君主的利益,为了君权的稳固和家天下的长久。然而,民为邦本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还是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的,客观上起到了使统治者更多地重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更多地考虑人民利益的作用。 德治讲求选贤任能。贤人,即道德高尚而才能出众的人,是人中之杰,是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是国家之栋梁。一个统治者自己贤能不足以将国家治理好,还需要一大批贤人,所以说:“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如果没有贤人相助,国君将一事无成。孟子说:治国应该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处于领导位置上的应该是贤能之士,这样社会才能安定繁荣。在选贤的原则上,韩非子提出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些都是任人唯贤的进步主张。在他们的影响下,“求贤若渴”成为许多有功绩、有作为的为政者的共同特点。 德治要求以德选拔人才,因此,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培养和选拔官吏的制度。“德教为先”是为德治服务的教育理念,而历代各种选拔官吏的形式与制度,都强调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德才兼备。

德治要求以德管理人才,就是以德治吏,为政清廉是以德治吏的核心内容。具体讲,一个官吏必须做到:公私分明,不相混淆;见利思义,清正廉洁;从政必诚,以德修身。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我国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德治思想和方法,它对后世统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德治必然伴随着人治,所谓精英政治也不过是人在政在,人亡政亡,这一点,对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不利的,也是德治的致命弱点。

中国古代的法的思想源于周礼,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中发展起来的,是法家学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许多基本观点,如主张“法不阿贵”,反对“刑不上大夫”等等,至今仍然闪烁着光辉。

儒家与法家都赞成有健全的社会秩序,但对于如何建立这样的秩序有不同意见。儒家主张依靠“礼”,维护有差别的等级制度。法家并不否认也不反对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差别的存在,但认为这些与治国无关,甚至有碍于治国,他们关心的是法律、政治秩序的维持,认为国家得到治理的根本方法在于赏罚。管子指出,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哪种行为应赏,哪种行为应罚,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绝对标准,不应因人而异,这样才能使每个人都守法,维持公平。如果考虑种种差别,就不能达到一赏一罚的目的。商鞅也说:“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韩非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尽管在中国古代只是少数人的一种理念,但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法家不赞成精英政治,不相信少数人的力量足以改变社会风气,主张国家治乱兴衰,反对有治人无治法、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治国思想,主张靠法律的力量使社会长治久安。他们认为,如果把国家的兴旺、社会的治理完全寄托在明君贤相身上,依靠他们的个人作为和毫无强制性的礼仪规范,则整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必然是乱世多而盛世少。

法家从根本上否认仁义道德的价值,认为它并不足以止乱,对国家的治理也无益处。只有维持法律秩序,才能以最准确的程序、最有效的方法、最短的时间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法家主张的主要手段是刑,甚至是重刑。在他们看来,只有重刑才能使人畏惧慑服,不敢以身试法。为此,有的法家人物提出了“轻罪重刑”的主张,认为“重罪轻刑”会纵容作恶,使民为奸,即使刑之轻重与罪之大小相当,重罪重刑,仍然无益于治,不能止奸,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息暴,只有“以刑去刑”才能收到长治久安的效果。由此,法家主张治国以治奸民为对象,不以治良民之法治奸民,而以治奸民之法治良民,正如商鞅所言:“国以治奸民之法治良民,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

应该说,法家的上述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立新国”、“反割据”、“治乱世”等,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法家的重刑罚、轻德教,全盘否定道德和道德教育的社会功能的思想,过于片面和极端。没有教化的支持,国民没有起码的道德素质,任何法律都难以奏效。

在长期论争和历史实践中,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取二者之长、弃各自之短,逐步形成了德法兼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应该说,德法兼用的思想是久已有之的,即便是先秦时期的儒家与法家当中,也有人提出德与刑不可偏废。孔子就有“宽以济严,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说法。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荀子主张德法并施,提出了“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刑,国家既治四海平”。

德法兼用的思想在先秦时期并没有得到实现,特别是秦国的吞并六国,使法家思想一时独步天下。直到汉代总结秦朝灭亡教训之后,德治才逐步为统治者所重视,并形成了儒法相融、“德主刑辅”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模式。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分析秦亡的原因时指出,

秦国以区区之地统一中国,不可谓不强,却很快二世而亡。其根源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虽有强大的武力,但不施仁政,最终落得“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下场。而仁政正是儒家学派的代表性观点,在此基础上,汉初的统治者重新研究儒家的思想,包括德治思想,从而探索儒法融合的道路。

孔子曾经讲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用政权和刑罚的力量,可以使人惧怕而不敢犯罪,但是并没有自觉的法律意识,而用道德礼乐来教化人民就会使他们产生道德与法律的自律、自觉。汉初的思想家认为这个观点很有道理。贾谊说:礼和道德是“禁于未然之前”,刑与法则是“禁于已然之后”。刑与法只能制裁犯罪,而礼和道德则可以预防犯罪。董仲舒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淮南子·秦族训》中说:“民无廉耻,不可治也”;“民不知礼仪,法弗能正也”;“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仪不可以行法也。”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汉代以降,逐步形成了德法兼用、德主刑辅的政治模式,其内容包括:以德治法、司法以德、道德教化等。这一模式的形成是通过儒学的“法典化”与法律的“儒学化”完成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儒学占据统治地位并发挥实际作用,无论是皇帝下诏还是大臣奏本,都是援引儒家经典,以儒家经义为最高指导思想,另一方面是儒家知识分子跻身官吏之中,获得修订法律和参与重大司法活动的机会,使儒家思想得以贯彻。

可见,德法兼用、德主刑辅的统治模式的形成是经过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之久,有其内在必然性,其中的核心——德治思想,即强调教化,强调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

梦花园

贡士道德沦丧与泛罪化--中国不能走美国的老路221.220.50.* 1楼

中国的腐败问题有多少?中国的黄色场所有多少?中国的小偷有多少?中国的"两抢"有多少?中国的见义勇为有几个?中国的天下为公有几个?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儿女不赡养老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司机肇事逃逸?为什么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句空话?为什么官僚主义作风横行无忌?为什么国有资产如决堤之水,洪流无止?为什么老百姓"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就骂娘"?有很多自认专家的人认为是体制的问题,要我说,旧的社会主义道德已经沦丧!新的社会主义道德马上要胎死腹中!

"德制不兴,法制乃举",道德已经不能有效的约束人们,法律才起作用.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道德和法律同属上层建筑,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升华,也就是说违法的都是不道德的.同时道德和法律在争夺同一块阵地,到底由谁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到底由谁来约束经济生活?法家思想缘于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发扬于秦朝的李斯,其主要思想为法治一切,不论巨细.结果秦朝只存在了几十年.替代秦朝的汉朝,高祖刘邦与关东父老"约法三章",结果汉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朝代!德治与法治对国家政体的影响之区别就在于此!

道德是人们行为规范的第一层防线,法律是第二层也是最后一层,高尚道德的广泛存在使做乱之人很难越过自身的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道德的约束,即使有不法行为超过了道德,也很容易在公正严明的法律面前消亡.而失去了道德的防卫,人们直接面对法律,法律是人制订的,法律是永远也无法和社会新问题,新现象同步发展的,那么法律的缺失和漏洞便层出不穷,法律对人们的约束也就步履为艰.这不正是现代中国法制社会的写照么?

儒家思想重视文治,人治,占据了中国文明史上绝大部分的思想统治时间,传播到朝鲜,日本,东南亚,就是在现代,仍然有很多洋人学习,研究其资政思想.诚然,儒家思想的"德

治"在约束人们的行为中也有其弊端,比如容易产生任人唯亲,讲关系等等,可法家思想重视法治,法律浩如烟海,结果人们心中无德,只知守法,道德陵替,律法如山,当官的劳累不堪,百姓也是怨声载道.换做儒家思想,很多矛盾在民间就自行调解了,社会平稳,人们安居乐业.在近代,由于中国的疲弱,遭受外国的侵略,瓜分,一些先进的资产阶级学者开始学习西方的法制体制,批评儒家思想,从今天看来,当时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不是法制体制,而是一种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当时温柔的社会改良已经不能挽救中国,需要的是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体制革命.不是儒家思想不行了,而是社会制度不行了.

红色中国成立以后,老一辈的领导人即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行为规范,也就是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五讲,四美,三热爱"就是一个代表.这种道德规范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上,虽然对儒家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总体来讲,是儒家道德规范中的优秀成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新兴的道德标准.在整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最平稳,人们最安居乐业.后来经过了文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陷入停顿状态.社会道德状况趋于后退.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的这些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建立起来,新的经济生活成为社会主体,建国时候树立的一些道德标准本来就已经不适应现代的需求而且中间还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已经为人们所忘记,而现代的能够适应新形势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还没有树立,这就是此文第一段那些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是说,现在在中国社会里,出现了道德真空.人们往往对一些现象迷茫,不知所从,对一些现象恼恨,却不知道解决办法,于是,人们又开始学习西方的法制体制,急于用法制来弥补道德的空位.其实,现在需要的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结果,法制站在了原属道德的位置,人们懒惰的以为法律健全了,道德也就用不上了.可是,条条框框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管得了行动,管不了思想,人心既然已经不古,那行动上的违法乱纪又怎么能禁止得了?专钻法律漏洞,被人们所不齿的人又怎么能从地球上消失?只有从道德上约束了人们的心,才能在法律上有效的约束人们的行动.只有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德规范,才能在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维护国家的发展,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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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01 20:30回复

221.220.50.* 2楼

不是说法律的制定不重要,但法律是约束人们行为的最后防线,是国家专政的底牌.对新问题,新现象及时,准确的制定相关的法律很重要,但光想着用法律去约束,忘记了道德的巨大作用,结果只会让社会越管越乱."有法可依"了,但是否就"有法必依"?是否就"执法必严"?是否能"违法必揪"?法律是硬的,道德是软的,光靠硬的,最后只能是走形式化的道路,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为经济建设好好服务.

法制最健全的,国家实力最强大的,现在就是美国了,可美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怎么样呢?重大刑事犯罪率世界第一!普通犯罪率世界第一.监狱里人满为患,美国为了这两个"第一"焦头烂额.美国的法律是世界上最健全的,就连美国最资深的法律专家也说不出来美国到底有多少法律.按照"现代法家"的逻辑,美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也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可结果又怎么样了呢?美国一些有识之士最近也严正指出,美国现在正在陷入"泛罪化",也就是说法律太

多,人人都可能成为罪犯,不论你道德有多高尚,多么受人尊重,一个不小心,也会被联邦政府请去住公寓.既然人人都能"有兴"成为罪犯,那违法还有什么可耻之处?法律的尊严又在哪里体现?这样的法制社会又怎么能比的上我国五,六十年代的主要依靠道德约束的道德社会?

现代的人们太懒惰,总以为法律健全了,就可以一劳永逸了.现在的人们太懒惰,一有问题就推说体制问题.体制问题,体制问题,光注重体制问题,那人的主观能动性怎么体现呢?光靠法律管,光靠体制约束,还要人管干什么?说到底,国家还是人治!任何法律不也是人制定的吗?诚然,人不能越过法律,但除了法律的约束外,人们的道德约束不建立,没有了在人们心中广泛存在的高尚的道德标准,人还真的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的与不道德的行为做斗争.人不主动,靠死板的一屋子的法律书能管得了个什么?如若长此以往,必然国将不国!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其实也是五千年的道德史,可现在是种什么状况呢?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拿下一个,又来一个,拿下一批,又来一批.最近考公务员,我问几个报考的人的未来设想,没有哪个说要报答国家的,言外之意:难道是为了那工资么?为了那个就不进政府了!国家的道德问题何等严重!连没经历过官场的小青年都这个思想了,道德建设已经到了不抓不行的地步了!

如果这篇东西能为某些"高人"看到,能对国家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制建设多尽一些力的话,也不枉我几天来的思考和这两个休息日的时间.如果没有"高人"关注,那我也劝各位爱国的网友们(我认为,能够真正爱国的人,都是有道德的人),坚守自己的道德阵地,做个坦荡的,高尚的人.不求"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不用执着"轻于鸿毛,重于泰山"什么的,但求活得心安理得,没有那"夜半鬼瞧门"的阵阵胆怯,没有那"杯弓蛇影"重重狐疑,更不用说那身陷囹圄的悔恨之泪.白天高高兴兴的上班工作,晚上回家高高兴兴的和家人团聚,年轻时刻苦上进,年老时尽享天伦之乐.一拳打倒那"见利忘义"的小人,一脚踹飞那"笑里藏刀"的伪君子.微笑着面对人生,微笑着面对死亡,这一辈子是何等的惬意?这一辈子还那里来的遗憾?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演变

所谓德治,是把道德教化作为主要的治国手段,追求社会道德的协调,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来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德治将道德与政治紧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得许多道德规范同时又成为政治信条,这就在客观上将道德置于上位,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实行有效统治的工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深受德治思想影响的中国人习惯于从人伦道德的视角观察和判断政治事物。

德治思想是儒家经世思想的核心,源于自夏至周逐步形成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礼治思想,也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之精义,尤其是管仲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德治”思想。《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它的主要内容。儒家学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

德治思想是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之上的。我国古代很早就有民本思想,即认为人民是国家唯一的重心,民为邦本,本固则国宁。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更是将这一思想做了充分的发挥。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在总结夏王桀、商王纣灭亡的教训时说:“桀纣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尽管从本质上看,儒家的民本思想归根到底还是以君为本,对民的重视是立足于君主的利益,为了君权的稳固和家天下的长久。然而,民为邦本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还是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的,客观上起到了使统治者更多地重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更多地考虑人民利益的

作用。

德治讲求选贤任能。贤人,即道德高尚而才能出众的人,是人中之杰,是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是国家之栋梁。一个统治者自己贤能不足以将国家治理好,还需要一大批贤人,所以说:“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如果没有贤人相助,国君将一事无成。孟子说:治国应该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处于领导位置上的应该是贤能之士,这样社会才能安定繁荣。在选贤的原则上,韩非子提出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些都是任人唯贤的进步主张。在他们的影响下,“求贤若渴”成为许多有功绩、有作为的为政者的共同特点。

德治要求以德选拔人才,因此,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培养和选拔官吏的制度。“德教为先”是为德治服务的教育理念,而历代各种选拔官吏的形式与制度,都强调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德才兼备。

德治要求以德管理人才,就是以德治吏,为政清廉是以德治吏的核心内容。具体讲,一个官吏必须做到:公私分明,不相混淆;见利思义,清正廉洁;从政必诚,以德修身。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我国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德治思想和方法,它对后世统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德治必然伴随着人治,所谓精英政治也不过是人在政在,人亡政亡,这一点,对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不利的,也是德治的致命弱点。

中国古代的法的思想源于周礼,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中发展起来的,是法家学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许多基本观点,如主张“法不阿贵”,反对“刑不上大夫”等等,至今仍然闪烁着光辉。

儒家与法家都赞成有健全的社会秩序,但对于如何建立这样的秩序有不同意见。儒家主张依靠“礼”,维护有差别的等级制度。法家并不否认也不反对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差别的存在,但认为这些与治国无关,甚至有碍于治国,他们关心的是法律、政治秩序的维持,认为国家得到治理的根本方法在于赏罚。管子指出,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哪种行为应赏,哪种行为应罚,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绝对标准,不应因人而异,这样才能使每个人都守法,维持公平。如果考虑种种差别,就不能达到一赏一罚的目的。商鞅也说:“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韩非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尽管在中国古代只是少数人的一种理念,但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法家不赞成精英政治,不相信少数人的力量足以改变社会风气,主张国家治乱兴衰,反对有治人无治法、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治国思想,主张靠法律的力量使社会长治久安。他们认为,如果把国家的兴旺、社会的治理完全寄托在明君贤相身上,依靠他们的个人作为和毫无强制性的礼仪规范,则整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必然是乱世多而盛世少。

法家从根本上否认仁义道德的价值,认为它并不足以止乱,对国家的治理也无益处。只有维持法律秩序,才能以最准确的程序、最有效的方法、最短的时间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法家主张的主要手段是刑,甚至是重刑。在他们看来,只有重刑才能使人畏惧慑服,不敢以身试法。为此,有的法家人物提出了“轻罪重刑”的主张,认为“重罪轻刑”会纵容作恶,使民为奸,即使刑之轻重与罪之大小相当,重罪重刑,仍然无益于治,不能止奸,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息暴,只有“以刑去刑”才能收到长治久安的效果。由此,法家主张治国以治奸民为对象,不以治良民之法治奸民,而以治奸民之法治良民,正如商鞅所言:“国以治奸民之法治良民,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

应该说,法家的上述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立新国”、“反割据”、“治乱世”等,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法家的重刑罚、轻德教,全盘否定道德和道德教育的社会

功能的思想,过于片面和极端。没有教化的支持,国民没有起码的道德素质,任何法律都难以奏效。

在长期论争和历史实践中,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取二者之长、弃各自之短,逐步形成了德法兼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应该说,德法兼用的思想是久已有之的,即便是先秦时期的儒家与法家当中,也有人提出德与刑不可偏废。孔子就有“宽以济严,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说法。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荀子主张德法并施,提出了“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刑,国家既治四海平”。

德法兼用的思想在先秦时期并没有得到实现,特别是秦国的吞并六国,使法家思想一时独步天下。直到汉代总结秦朝灭亡教训之后,德治才逐步为统治者所重视,并形成了儒法相融、“德主刑辅”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模式。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分析秦亡的原因时指出,秦国以区区之地统一中国,不可谓不强,却很快二世而亡。其根源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虽有强大的武力,但不施仁政,最终落得“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下场。而仁政正是儒家学派的代表性观点,在此基础上,汉初的统治者重新研究儒家的思想,包括德治思想,从而探索儒法融合的道路。

孔子曾经讲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用政权和刑罚的力量,可以使人惧怕而不敢犯罪,但是并没有自觉的法律意识,而用道德礼乐来教化人民就会使他们产生道德与法律的自律、自觉。汉初的思想家认为这个观点很有道理。贾谊说:礼和道德是“禁于未然之前”,刑与法则是“禁于已然之后”。刑与法只能制裁犯罪,而礼和道德则可以预防犯罪。董仲舒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淮南子·秦族训》中说:“民无廉耻,不可治也”;“民不知礼仪,法弗能正也”;“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仪不可以行法也。”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汉代以降,逐步形成了德法兼用、德主刑辅的政治模式,其内容包括:以德治法、司法以德、道德教化等。这一模式的形成是通过儒学的“法典化”与法律的“儒学化”完成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儒学占据统治地位并发挥实际作用,无论是皇帝下诏还是大臣奏本,都是援引儒家经典,以儒家经义为最高指导思想,另一方面是儒家知识分子跻身官吏之中,获得修订法律和参与重大司法活动的机会,使儒家思想得以贯彻。

可见,德法兼用、德主刑辅的统治模式的形成是经过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之久,有其内在必然性,其中的核心——德治思想,即强调教化,强调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

社会发展好比一颗小树茁壮成长,道德是根本就是树的根部,法律来约束社会规范社会那么法律好比是人类为了让树木长直给绑上的支架。支架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是你不觉着如果没有根部的强大,这棵树根本不会成长么。 中国历史这么多年,也就好比这棵小树。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局面是百姓的要求,因为道德的不断提升,腐朽的东西会被道德直接排斥。 况且古代法律是君主一手制定的,效果如何不用我多说了吧。

董仲舒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一、“德治”的重要性

“德治”是中国古代儒家在国家治理方法上的重要主张,但在董仲舒以前,它基本

上只是一种“思想”, 是董仲舒将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

在治国方略上,董仲舒力主“德治”。董仲舒主张的“德治”,其内容包括“以义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等几个方面。董仲舒善于从自然法则中去寻找其主张的依据,对于“德治”也是这样。他把“法治”、“德治”比附为自然界的“阴”、“阳”关系,而“阴”、“阳”的取舍则是由天意决定的。他认为天意喜爱“阳”(“德治”)而厌恶“阴”(“法治”),“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德治”是高贵的,“法治”是低贱的,这是上天的规定。统治者秉承上天的意旨来统治人间世界,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董仲舒传》),因此圣明的统治者必须“任德而远刑”(《天辨在人》)。

董仲舒认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它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身之养重于义》)在他看来,施行“德治”,仁政教化大行于天下,违法犯罪的行为就没有了;没有违法犯罪,就不用刑罚,于是天下太平,这不是“大治之道”是什么呢!“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保位权》)。

二、“德治”、“法治”都是治国安邦的必要手段

董仲舒主张“德治”,但实际上他并非完全否定“法治”的作用,而认为二者都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从他的阴阳、天意学说来看,“德治”、“法治”的存在都是必然的,“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阴阳义》)。他还把“德治”、“法治”比喻为自然界的春、秋,说“人无春气,何以博爱而容众;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天辨在人》)。就象一年四季不能没有春、秋一样,“德治”、“法治”也同样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要“德治”、要“法治”都是天经地义的。

也许董仲舒认为他的“德治”、“法治”并重观点,最有说服力的依据是在他的阴阳和天意学说中;但在今天看来,他最精彩有力的论据则是在他的“人性论”里。

董仲舒认为,人性从本质上讲是有所好有所恶的,即“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深察名号》)。既然人性有所好有所恶,那么“设赏以劝之”、“设法以畏之”(《保位权》)无疑都是治国安邦的良策,“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四时之副》)。

他认为,如果老百姓没有好恶,那么国家的管理行为就会失去针对性。“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无以权,无以畏,则君无以禁制也。无以禁制,则比肩其势而无以为贵矣。”(《保位权》)可见人性好恶是国家施行良好政治的必要条件。正因为人性好恶是一种客观存在,“故圣人之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保位权》)。在国家统治行为中,“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考功名》)都是及其平常而不可或缺的统治手段。

对于赏罚问题,董仲舒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赏罚要落到实处,要有可赏可罚的事实依据,即“赏不空施,罚不虚出”(《保位权》),“赏罚用于实,不用于名”(《考功名》)。二是要把握好度,“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劝赏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恶,是以畏罚而不可过也”(《保位权》)。“罚”是老百姓厌恶而不乐于接受的,因此“罚”要适当,过份的惩罚会造成恶性循环,逼使违法者更加作恶。“赏”符合每个人

的欲望,但“赏”也不能过份,对老百姓的欲望过分满足,他们就不会以此为贵,从而失去奖赏的作用,“故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保位权》)。

三、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虽然董仲舒认为“德治”、“法治”都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但在二者孰轻孰重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应该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德主刑辅”),实行先“德治”、后“法治”的治理方法。

根据董仲舒的“德”、“刑”阴阳说,“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王道通三》),“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阴阳义》)。他认为根据天意的规定,“德”、“刑”之间有一个先后、贵贱和主次之分。“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计其多少之分,则暖署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基义》)万事万物都是阳为贵、阴为贱,“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而卑刑之心见矣。阳出而积于夏,任德以岁事也。阴出而积于冬,错刑于空处也。”(《阴阳义》)“而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基义》)可见圣人治理国家重“德”而轻“刑”,也同样是由天意决定的。

董仲舒教导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要先施教化,教化所不及者再用刑罚,而且刑罚要适中。他认为刑罚等强制手段是在完善了道德教化的基础上,用来惩罚那些不接受道德教化或经过教育而仍冥顽不化的犯上作乱者。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思想,孔子就曾极力反对“不教而诛”的暴虐政策,“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

为什么要先“德治”、后“法治”呢?董仲舒认为,刑罚是被动的、治表的。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董仲舒传》,孔子语见《论语。为政》)只用政令来开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虽然能避免犯罪,但人们并不觉得犯罪可耻,因为刑罚没有强人为善的力量,只能消极地禁人为恶。为什么先秦法家一味强调和实行“法治”,结果并未消除犯罪,就是因为只有“罚”而无“教”的缘故。使用过重的刑罚,只会使犯法者越来越多,造成社会动乱。“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阳尊阴卑》)如果国家举办各种教育,“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那么虽然“刑罚甚轻”,仍“禁不犯”(《董仲舒传》)。董仲舒总结历史上的治国经验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精华》)在儒家尤其是董仲舒看来,刑罚只是教化的辅助手段,而且其主要作用还在于促成“德治”,“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辅也”(《天辨在人》)。

董仲舒认为,治国先以“德治”,再加之以“法治”,是人们所能够承受的,因为“德治”向人们显示了善良的道德政策;如果先以“法治”,则会法不治众,“国有道,虽加刑,无刑也;国无道,虽杀之,不可胜也。其所谓有道无道者,示之以显德行与不示尔。”

德治or法治? 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是个非常老的问题。最晚,也得从战国时代谈起。不过,因为战国时期对前期社会的强烈改革,所以德治和法治的问题往往概念含混不清。

秦并六国,短期内法治派占了上风,秦始皇制定的规矩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律行政力量甚至把教育文化工作都给取代了。不过很快秦亡,汉兴之后德治派有占了上风。不过这时的德治已经不是战国时代孟子理想化的“哲学王”执政,其中掺杂了很多刑罚灾异的内容。其中刑罚是针对老百姓的,灾异是针对执政高层的。

不过恐怕法治派和德治派都没有太搞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东西兼容性这么差:秦自商鞅变

法以来走法治路线不断富强,为什么统一六国之后反而不行了?德治派想不明白为什么周朝依靠德治延续了数百年的历史,到战国时代德治就行不通了?

最近在读书的时候,逐渐体会到:德治和法治的有效性是跟他们所应用的范围大小所紧密相关的。

简单说来,德治的影响范围要比法治小。道德理念并不能感染人,感染人的是道德形象,如果是亲眼所见的道德形象会最为有效。这就是周朝德治得以成功的原因:封国国君以及大臣有大量机会接触基层民众,他们所接受的贵族教育无形中为社会树立了行为以及心理规范。所以孔子才会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他非常自信社会上层对下层的道德感化,其原因就在于战国以前民众有大量直接接触贵族的机会。基督教对这个问题就理解的很明白,他们向世界各个地方派驻经受过良好训练和严格筛选的传教人员以保证信众会受到内心的感染而不仅仅是口头的认可。其实汉代儒家对社会治理的贡献,不在于董仲舒设想的以天权来制约皇权,而是通过文官选拔系统把一种理想人格推行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基层。

那么我们设想一下:政府能不能通过控制所有教育和传媒来虚构理想人格从而控制民众呢?暂时可以,但是如果时间延长,政府所付出的成本会逐渐增加而所取得的效果却逐渐下降。因为民众的判断是通过融贯论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把新发现的事实融会到既有的理念当中去。直到有一天以往的体系不能容纳事实中的诸多例外,他们就会把以往的信念完全抛弃。

看起来法治的影响范围要大,而且效果要明显、快捷。但是司法和执法本身是有成本的,而且这种成本会随着法治运行阶层的增加呈几何级数递增。好比,如果社会只有一层,那我们只设立一层法院和一层检察官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社会有两层(好比中央与省),那么我们至少需要三层,多出来的一层是供上层监督下层之用。当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社会的执法阶层不过增加了一层郡,但是执法阶层却几乎翻番。以执法与司法为主体的行政成本急剧上升,这是秦朝征收高额税收的根本原因,也是秦帝国崩溃的根本原因。当年商鞅降低行政成本的办法是滥杀一气,据说他现场办公的时候,死刑犯的血把渭河都染红了。执法成本的投入不足导致执法质量下降,最终老百姓决定冒生命危险放弃秦公司的行政产品。

汉代的幸运在于,他们没有能力新制定一套政策,因为开国的元勋都是一群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冒险家。开国之后,先秦存在的法治和德治两套系统都被延续了下来,并通过自然融合取得了一个利益均衡点:以德治来低成本处理社会基层事务,以法治来高效处理社会上层事务,先秦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原则被翻了个个。

我国现在提倡“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作为国家国策之一,法律只是一个依据,最终还要以德服人,以德治国。法律外在于形,道德才内在于心。中国法律不够健全,但是道德深入人心,中华传统美德深入所有中国人心中,所以中国社会更需要德治。

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

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

德治是一种对应于法治的社会控制模式。简单地说是以德治国或者说道德的统治(rule of morality)。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含义如下:

第一、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

第二、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

"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

德治是孔孟儒学大力提倡的政治主张,后来儒家把这种德治思想进行了发挥与弘扬,对传统政治影响巨大。"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便是历代王朝政教奉行的一条基本原则。

德治的优点则是:在早期可使法治的效果增加,中后期则可减少治国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民众理性且快乐。

德治——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以德治国”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邓小平理论与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结晶。“以德治国”同“依法治国”是相辅相成的。道德与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他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强从政道德的监督机制建设;从自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强从政道德的养成机制建设。从政道德养成的重点是加强道德修养。

在20xx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使用了“德治”概念。他指出,“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这样,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随着理论探索和思考的不断深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并做出了“以德治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周人提出“明德慎刑”、“为政以德”,后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法律儒家化运动,礼法合流,《唐律》最红确定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治方略,并为以后历代所尊崇。

“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德治的国家,

以德教化使百姓自古以来就安居乐业,在远古时期,在没有成文典法之前,依靠德治的力量,人民一样可以生生不息,所以,我方认为,德治先于法治,德治重于法治”

(一)法治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先行

道德品格是法治的前提,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没有对道德理念的追求,法律可能成为专制与奴役的工具。法治的关键在于善法或良法的存在。法的正义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水准。不体现道德,甚至背叛道德的不义之法,也许可以称为法制,却永远无法纳入法治的范畴,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不同的经济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法律愿望,立法主体的道德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把什么样的法律愿望上升为国家法律,从而决定法律的品质。从我国来说,立法主体只有把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愿望上升为国家法律,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样,法律才具备了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因此,比起法治,德治更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

(二)法治的运行需要道德支撑

道德控制是法治的内在动力。法治的重点是人的外在行为,德治的重点是人的内心世界。法律不能自行,再好的法律也需要人来执行。法律的确立和实施,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过程,法治是靠人来实现的。见物不见人,法治也就无从谈起。法治的推行首先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没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有了好的法律也不易执行,再严密的法律也有空子可钻。不可能设想法律和制度一旦建立,社会秩序就井然有序,失范现象就不攻自破或荡然无存。现实要求我们必须从思想道德上保证切实遵纪守法,同一切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要看到,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低下,那么不论有多么苛刻严厉的法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秩序和管理问题,不能长治久安。法治是对全国人民最起码的要求,德治则是高层次的要求。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

(三)法治的完善离不开道德制约

法律在实践中是动态的开放的体系,需要在面对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延续、提升和发展。道德的自觉约束与法律的强行约束是互相制约的,也可以互相转化,某些道德规范需要适时提升为法律规范。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道德就在其中起到一个补漏的作用。厉行法治,必须辅以德治。某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可能束手无策,道德却可以有所作为,人们可以依据道德来评判、谴责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道德不仅可以弥补法律条文的某些空隙或薄弱环节,而且可以深入人的灵魂。以德治国并非是要以德治来代替法治,而是要真正强化和实现法治。只有在实行法治的同时实行德治,以道德教育、道德自律和道德建设作为法治的后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依法治国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社会发展才能进入较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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